。据此，则道士授丹，乃实事也。皇朝本纪则云：太后夜梦黄冠来麦场中，取白药一丸，使吞之，觉，语仁祖（即明祖之父），而口尚有香。是梦中事也。高岱鸿猷录亦云是梦。明史本纪从之。
玉牒又谓：明祖兄南阳王及子山阳王先死，贫无葬地，同里刘继祖以地与之，时仁祖先梦于彼处筑室，今葬长子后，果夫妻亦同葬此地，即凤阳陵云。是长子先葬数年后，父母随葬也。然皇陵碑云：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则是父母兄相继死于旬日之内，故刘继祖悯其鞠凶，而舍地与之，且继祖弟方不许。若已葬兄有地，又何烦继祖之赠耶？又徐祯卿翦胜野闻：帝父母兄相继死，贫不能具棺，与仲兄谋草葬山中，途次绠断，仲返计，留帝视尸，忽风雨天大晦，比明视之，则土裂尸陷已成坟，田伯刘大秀即与地而弃责焉。按皇陵碑云：殡无棺椁，蔽体恶裳。是草葬自是实事。至天葬之神异，事本不经，碑中并无一语，或其后因裸葬而附会为此说耶？（玉牒谓刘继祖，野闻谓刘大秀，名亦不同）
明祖以不嗜杀得天下
明祖以布衣成帝业，其得力处，总在不嗜杀人一语。初遇李善长，即以汉高豁达大度，不嗜杀人为劝。及取和州，诸将颇不戢，范常规以“得一城而使人肝脑涂地，何以成大事？”即责诸将搜军中所掠妇女，遣送其家。既渡江，将取太平，令李善长预书禁约榜文，入城即悬诸通衢，兵皆肃然，毋敢犯。故陶安谓“明公神武不杀，天下不足平也。”及将取镇江，先坐诸将以重罪，令善长再三求释，乃下令庐舍不焚，民无酷掠，方许免罪。于是克城之日，民不知有兵。
池州之役，徐达、常遇春败陈友谅兵，生获三千人，遇春欲尽诛之，徐达不可，乃以闻，而遇春已坑其兵过半，帝急命释之，由是命达尽护诸将。
遇春围熊天瑞于赣州，固守不下，帝虑其多杀，先戒曰“得地无民亦何益？”乃筑长围，半年始克之。
于是诸将皆承顺风旨，咸以杀掠为戒。
徐达围张士诚于平江，亦几一年，城将破，先约遇春曰“兵入，我营其左，公营其右，禁杀掠。”故城破而民亦晏然。
潘元明以杭州降于李文忠，文忠身宿谯楼，兵有借民釜者，立斩以徇。
建宁守将达里麻翟、也先不花送降款于何文辉，主将胡美怒其不先诣己，欲屠其城，文辉曰“兵至为百姓耳，何可以私意杀人？”美遂止。张彬攻靖江南关，为守城者所诟，怒欲屠其民，杨璟谕之，亦止。邓愈之徇安福也，部下有掳掠者，判官潘枢入责之，愈急下令禁止，搜军中所得子女，悉还之。徐达克元都，市不易肆，尤见威令之肃。
盖是时群雄并起，惟事子女玉帛，荼毒生灵，独明祖以救世安天下为心，故仁声义闻，所至降附，省攻战之力大半。其后胡、蓝二党，诛戮至四、五万人，则天下已定，故得肆其雄猜。又平定滇、黔，杀苗蛮亦不下六、七万，则以番夷之性但知畏威，非此不足以惩创。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
明祖用法最严
明祖亲见元末贪黩懈弛，生民受害，故其驭下常以严厉为主，虽不无矫枉过正，然以挽颓俗而立纪纲，固不可无此振作也。
当其用兵之始，命禁酿酒，胡大海方攻越，其子首犯之，王恺请勿诛以安大海心，帝曰“宁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遂手戮之。
赵仲中守安庆，陈友谅来攻，仲中弃城走，常遇春请原之，帝不许，曰“法不行，无以惩后。”遂诛之。
冯胜攻高邮，城中诈降，使康泰等先入，敌闭门尽杀之，帝召胜还，决大杖十，令步行至高邮，胜愧愤，竟攻克之。可见其威令之严，不可摇动。独邓愈守洪州，祝宗、康泰反，愈不及备，逃出抚州门，帝竟不杀，仍令往守，岂以事出不意而恕之耶？抑以其功大而不忍执法耶？
明祖重儒
明祖初不知书，而好亲近儒生，商略千古。徐达往取镇江，令访秦从龙，致愿见之意，即令侄文正、甥李文忠以币聘至应天，朝夕过从，以笔书漆简，问答甚密。从龙又荐陈遇，遇不受官，而尊宠之，逾于勋戚。
后置江南行中书省，省中自李善长、陶安外，又有安思颜、李梦庚、郭景祥、侯元善、杨元杲、阮宏道、孔克仁、王恺、栾凤、夏煜、毛骐、王濂、汪河等，皆燕见无时，敷陈治道。又聘刘基、宋濂、章溢、叶琛至，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
下婺州后，又召吴沈、许元、叶瓒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吴履、张起敬等，会食省中，日令三人进讲经史。
其后定国家礼制，大祀用陶安，祫禘用詹同，时享用朱升，释奠耕籍用钱用壬，五祀用崔亮，朝会用刘基，祝祭用魏观，军礼用陶凯，一代典礼皆所裁定。寻以胡惟庸谋反，废丞相，又设四辅官，以王本、杜佑、龚、杜、赵民望、吴源等为之，隆以坐论之礼，谏院疑谳，四辅官得封驳。又有安然、李干、何显周等相继为之。
帝尝谓“听儒生议论，可以开发神智。”盖帝本不知书，而睿哲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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