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乃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摘，五人斩一人者，除其罪。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及弃城者，皆不以为罪，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惟蔽匿者罪之。于是更相追捕并解散。”案是时天下初定，民方去乱离而就安平，岂肯又生变乱，此必有激成其祸者。而本纪全不著其根由。但上文有“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则是时民变，盖因度田起衅也。
案刘隆传：“天下户口，垦田多不以实，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建武十五年，有诏核检，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帝见陈留吏牍，有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怒，不得其故。时明帝年十二，在侧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帝诘吏，吏对果如明帝所言。于是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守令等十余人皆死。”据此，则十六年之民变，必因十五年之检核户口，田亩不均而起衅也。其解散，亦必非令盗贼自相捕斩遂能净尽，盖因守令皆以检核不实坐死，遣谒者为更正，然后解散耳。而范书略不见起灭之由。
光武崩年
光武纪书帝崩，年六十二。然纪又书帝起兵时年二十八。下有更始元年，破王寻、王邑，持节北渡河，镇慰州郡。二年诛王郎，更始拜帝为萧王。明年六月，始即位改元建武。是帝年已三十一矣。建武凡三十二年，又加以中元二年始崩，则应是六十四岁。本纪所云六十二，殊不符也。（案前汉书汉王四年幸薄姬，生文帝，年八岁，立为代王。十七年，入为帝。则应是二十五岁。而臣瓒注谓文帝二十三即位，在位二十三年，寿四十六。是文帝年岁亦不符。）
安帝无纪
安帝以延光元年三月崩，阎后立北乡侯懿即位，是年十月薨。计北乡侯在帝位，已阅八月，应有本纪，乃范书无之，盖以未逾年未改元故耳。然殇帝在位仅一年，冲帝在位并只半年，皆为立纪，此不应缺也。
未央宫焚后
班书王莽传：“长安士民攻莽，三日死。独未央宫烧，其余仍案堵如故。及赤眉至，遂烧长安宫室至市里。”又外戚传：“莽女为平帝后，帝崩，莽篡位，号后为黄皇室主。及汉兵诛莽，燔烧未央宫，后投火中死。”范书更始传：“王莽败，惟未央宫被焚，其余宫殿一无所毁。更始至，居长乐宫。”董卓传亦言：“赤眉之乱，宫室营守，焚灭无余。惟有高庙及京兆府舍。”是未央宫当莽死时已被焚，赤眉之乱，则长安为墟，并不特未央宫无存而已。乃献帝纪：“董卓劫帝西迁，车驾至长安，幸未央宫。”董卓传亦云：“帝之长安，移于未央宫。寻帝以病愈，大会诸臣于未央宫。”此宫已被焚于王莽之败，何以献帝西迁，又有未央以驻跸耶？案顺帝纪：“永和元年，帝西巡幸未央宫。”想王莽时被焚之后，东汉诸帝又曾修葺也。然范书不经见，而先则被焚，后则驻跸，殊不明析。
唐姬
皇后纪：“董卓弑弘农王，其妃唐姬归乡里。及李傕、郭氾破长安，遣兵钞略关东，掠得姬。傕欲妻之，固不听，而终不自名。贾诩知之，以告献帝。帝乃下诏，迎姬置园中，使侍中持节，拜为弘农王妃。初平元年二月，葬弘农王于故常侍赵忠成圹中。”此文殊不明析。
卓以初平元年正月弑弘农王。二月即迁都长安，而葬弘农王亦以是月。盖将迁时，草草瘗之也。傕氾之乱，则在初平三年，其掠得姬而献帝迎还册拜，自是在长安时事。而叙于葬弘农王之前，已属倒置。
而又曰置园中，所谓园者安在耶？汉时凡诸王葬处，曰“园陵”。其姬妾守园陵者，曰“某园贵人”。（桓帝尊孝崇王夫人曰“孝崇园贵人”。灵帝尊孝仁皇妃曰“慎园贵人”。）今弘农王妃所居之园，即弘农王葬处耶？则是时妃在长安，而葬处在洛阳，时方扰乱，不能送往也，或即宫内之园以居之耶？吴汉伐公孙述
吴汉传：“汉伐公孙述，去成都二十里阻江北为营，造浮桥，使副将刘尚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里。帝闻之，大怒，诏曰：‘贼若出兵缀公，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必败矣！’”以其与尚相隔二十里，不及相救援也。
后汉引还广都，留刘向拒述，以状奏上，帝曰：“公还广都，甚合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也。若先攻尚，公从广都五十里赴之，适当其危，破述必矣。”案先以相距二十里，谓不足相及；今又云五十里赴救，正可破贼，语似矛盾。盖汉先营江北，尚营江南，恐述断浮桥，则彼此不能相救耳。而传未分别言之。
以字行文
史传叙事皆书名，未有以字行文者。范书惟光武兄縯字伯升，凡纪传皆书其字。盖帝之亲兄，舂陵首事，其功最大。且班书王莽传内，已书伯升。故范书仍之也。
乃范式、张劭合传，前半篇叙劭事则称元伯，叙式事则称巨卿，皆其字也，殊非史体。盖本当时人为张、范作合传，蔚宗即钞入史，不复改订耳。
于吉无传三国魏志有方技传，备载华陀、管辂等，而道士于吉尤有异术。据江表传谓“吉制符水治病，吴人争事之。孙策在城楼会诸将，吉适过，诸将争下楼迎拜。策怒，令收之，诸将咸为之请。策曰：‘此子妖妄惑众。昔张津在交州，常著绛帕头，烧香读道书，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遂斩之。”
搜神记谓“策杀吉后，偶出行，为许贡客射伤，归治疮。尝独坐，仿佛见吉在左右，意恶之。后照镜，忽见吉在镜中，因大叫疮裂而死。”是吉乃汉末一技术之士。陈寿吴志不为立传，盖以魏志有方技一门，吴志不立方技，故遗之也。
蔚宗作后汉书，既以华陀入方技矣，于吉在顺帝时，已有琅邪人宫崇者，以吉所得神书上之，则其人与华陀同时，而年寿在陀之前。蔚宗既传陀，何以不传吉耶。
案范书襄楷传：“顺帝时，宫崇上其师于吉所得神书一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胹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其书妖妄不经，乃收藏之。”蔚宗或以于吉名已见于楷传，故不复有传耳。
汉帝多自作诏
两汉诏命皆由尚书出，故比之于北斗，谓天之喉舌也。
后汉书周荣传“荣子兴有文学，尚书陈忠疏荐兴曰：‘尚书出纳帝命，臣等既愚闇，而诸郎多俗吏，每作诏文，转相求请，或以不能而专己自由，则词多鄙固，请以兴为尚书郎。’”
又宦官曹节欲害窦武，拥灵帝上殿，召尚书官属至，胁以白刃，使作诏版。
此可见诏命皆由尚书郎所撰也。
汉诏最可观，至今犹诵述。盖皆简才学士充郎署之选。而如陈忠所云，则亦有拙于为文及辗转倩人者，可知代言之职綦重矣。
然亦有天子自作者。
哀帝策董贤为大司马，有“允执其中”之语。萧咸谓“此乃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长老莫不心惧。”此必非代言者所敢作也。光武诏司徒邓禹曰：“司徒尧也，亡贼桀也，宜以时进讨。”
立阴贵人为后，诏曰：“贵人乡里良家，归自微贱，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宜奉宗庙，为天下母。”又帝疑侯霸荐士有私，赐书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试法耶？将杀身成仁耶？”此等文词，亦必非臣下所代作者。明帝登极诏曰：“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本引公羊传之词）。实赖有德，左右小子。”
章帝诏亦有云：“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
按二帝方在位，而诏云上无天子，人臣代草，敢为此语耶。
不特此也。
明德马皇后答章帝请封外家诏曰：“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欲以身率下，以为外亲见之，当伤心自饬。但笑言太后素好俭，前过濯龙门，见外家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仓头依绿韝，领袖正白，顾视御者，不及远矣。”
又饬章帝曰：“吾素刚急，有胸中气，不可不顺也。”
此等语，无论非人所能代，且马后并未称制，尚书乃帝之近臣，岂有答帝诏而即令帝之近臣代作者。后本好学能文，此诏亦必自作者也。
光武信谶书
谶纬起于西汉之末。
张衡著论曰：“汉以来，并无谶书。刘向父子领校秘书，尚无谶录，则知起于哀、平之际也。”（汉书路温舒传“温舒从祖父受历数天文，以为汉厄三七之期。乃上封事以预戒。”温舒系昭帝时人，则又在哀、平之前。）
案樊英传，有“河洛七纬。”章怀注曰“易纬稽览图、干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篇也；书纬琁机钤、考灵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氾历枢，含神雾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也；乐纬动声仪、稽耀嘉，斗图征也；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包，说题辞也。”
此等本属不经，然是时实有征验不爽者。
杨春卿善图谶，临死，戒其子统曰：“吾绨囊中有祖传秘记，为汉家用。”（杨厚传）
哀帝建平中，有方士夏贺良上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授命，故改号曰“太初元将元年”，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其后果篡于王莽而光武中兴。（汉书李寻传：成帝时有甘忠可者。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言汉家当再受命，以其术授夏贺良等。刘向奏其妖妄，甘忠可下狱死。贺良等又私相传授。）又光武微时，与邓晨在宛，有蔡少公者，学谶云：“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耶。”（刘歆以谶文欲应之，故改名秀。）光武戏曰：“安知非仆？”（晨传）
西门君惠曰：“刘氏当复兴，国师姓名是也。”（王莽传）
李通素闻其父说谶云：“刘氏复兴，李氏为辅。”故通与光武深相结。（通传）其后破王郎，降铜马，群臣方劝进，适有旧同学强华者，自长安奉赤伏符来，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以为受命之符，乃即位于鄗南。
是谶记所说，实于光武有征。故光武尤笃信其术，甚至用人行政亦以谶书从事。
方议选大司空，赤伏符有曰：“王梁主卫作元武。”帝以野王县本卫地之所徙。元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官也。王梁本安阳人，名姓地名俱合，遂拜梁为大司空。（梁传）又以谶文有“孙咸征狄”之语，乃以平狄将军孙咸为大司马。（景丹传及东观汉记）此据谶书以用人也。
因河图有“赤九会昌”之文，光武于高祖为第九世，故其祀太庙至元帝而止，成、哀、平三帝则祭于长安。（本纪）会议灵台处所，众议不定，光武曰：“吾以谶决之。”此据谶书以立政也。且廷臣中有信谶者，则登用之。贾逵欲尊左氏传，乃奏曰：“五经皆无证图谶以刘氏为尧后者，惟左氏有明文。”（左传：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范氏其后也。范归晋后，其处者皆为刘氏。）由是左氏传遂得选高才生习。（逵传）
其不信谶者，则贬黜随之。帝以尹敏博学，使校图谶，令蠲去崔发为王莽著录者。敏曰：“谶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恐疑误后生。”帝不听，敏乃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君无口为尹）帝诏敏诘之，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故学为之耳。”帝深非之。（敏传）
桓谭对帝言：“臣不读谶书。”且极论谶书之非经。帝大怒，以为非圣无法，欲斩之。（谭传）帝又语郑兴，欲以谶断郊祀，兴曰：“臣不学谶。”帝怒曰：“卿非之耶？”兴诡词对曰：“臣于书有所不学，而无所非也。”兴数言政事，帝以其不善谶，终不任用。（兴传）是光武之信谶书，几等于圣经贤传，不敢有一字致疑矣。独是王莽、公孙述亦矫用符命。
莽以哀章献金匮图有王寻姓名，故使寻将兵讨昆阳，迄于败灭。莽又以刘伯升起兵，乃诡说符命，引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以为莽者，御名也。升者，伯升也。高陵者，高陵侯翟义也。义先起兵被杀，谓义与伯升伏戎于新皇帝之世，终灭不兴也。又案金匮，辅臣皆封拜。有王兴者，城门令史。王盛者，卖饼儿。莽案符命，求得此姓名十余人，而二人容貌应卜相，遂登用之，以示神焉。
公孙述亦引谶记，谓“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世而绝，一姓不得再兴也。又引箓运法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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