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刊行之后，至今又约三百年了，内容上没有什么大变动。
《三国演义》写作的演变过程，有值得注意的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在集体创作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作者有民间艺人，也有封建文人，他们的政治、艺术观点和创作意图各有差别，在漫长时期的传说和口头、书面的艺术创作里，集纳和熔铸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所以《三国演义》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思想倾向。第二，它是一部历史小说。三国的人物故事久已流传，为人们所熟悉，这就使创作活动受到某种制约，即不能完全无视原有的三国人物和故事。然而，作者虽不能全盘改变原有的人物和情节，却可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决定取舍，有意识地突出或删去某些方面，进行艺术虚构，利用各种艺术手段来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等等。所以，《三国演义》并不是简单地复述三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而是一部经过艺术构思和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它一定程度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关系和生活面貌；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某些罪恶；提供了认识封建社会政治、军事斗争的部分材料；并塑造出一些较有影响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颇具特色。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封建文人编修的史书，固然是为维护封建制度服务的，即使是民间的、或接近于民间的文艺，也经常受到地主阶级思想不同程度的侵蚀。因此，在民间流行的平话和戏曲，有的封建意识也相当浓重，如《三分事略》、金元戏曲中的三国戏，封建意识就十分明显。《三国演义》的作者从维护封建统治立场出发，不但承袭了“正史”和平话、戏曲中的一些封建意识，而且还根据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某些方面有所强化，这应该引起注意。由此可知，《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它展示了三国的历史画卷，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暴露他们凶残阴险的种种罪恶，在封建统治者残民以逞之下，不难看出广大人民遭受蹂躏的痛苦和不幸。另外《三国演义》在鼓吹实施“王道”“仁政”的同时，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反对农民革命；鼓吹“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提倡封建道德，特别宣扬“忠”“义”等。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教导，有批判地阅读《三国演义》，把这部小说当作了解我国古代历史的一种思想材料。
《三国演义》反映了公元三世纪前后黄巾起义与被镇压的过程，广泛而具体地描写了魏、蜀、吴等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反映了当时某些历史情况。
东汉末年是个土地兼并剧烈、地主剥削残酷、官府徭役繁重、政治腐败不堪的黑暗时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以武装斗争来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一场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终于在公元一八四年像一声霹雳，猛然地爆发了。黄巾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动摇了它的基础，直接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生存。地主阶级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对黄巾起义军进行疯狂屠杀。黄巾起义军虽然在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罪恶的东汉王朝也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无法再维持对全国的统治。地主阶级内部各派武装集团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不择手段地发展势力，扩大地盘，他们之间面临着一场为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的血腥斗争。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大小地主武装，为了取代东汉王朝，攫取财产和权力，进行了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和频繁的军事混战。《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声势浩大，“官军望风而靡”，在这种火烧眉睫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一面“火速降诏，令各处备御”（第一回），负隅顽抗；一面调兵遣将，向黄巾起义军反扑过来。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搜罗了大批地主阶级的地方武装，配合“官军”围攻起义军。原先相互争斗着的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派别和军事集团，在维护地主阶级政权的共同目标上，又相互勾结起来，采取联合行动，对起义军进行疯狂镇压。当农民革命归于失败后，官僚豪强间又重新进行混战。汉灵帝死，少帝刘辩继位，何进掌权，宦官杀何进，袁绍又起兵杀宦官，董卓赶走袁绍，后来又废刘辩而立献帝刘协。各有野心的官僚豪强，朝野呼应，反对董卓。王允设计杀死董卓，而董卓的部属李傕、郭氾之辈又大杀王允和其他官僚。以袁绍为首的十七镇诸侯，以讨伐董卓为名义，先后割据一方，混战互杀。从镇压黄巾起义中起家的曹操、刘备和孙坚，在多次战争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曹操自“移驾幸许都”后，使用汉献帝名义发号施令，经过十一年的长期角逐，基本上统一黄河流域，成了割据中原地带的大军阀。赤壁大战以后，决定了曹操、刘备、孙权三国分立的形势。此后，三国之间又混战了七十二年，全国才得到统一。这些大小豪强、军阀，正像鲁迅所描绘的：“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南腔北调集·沙》）他们为了争夺统治权，今天这几个集团聚集在一起，明天又破裂了；今天那几个集团势不两立地互相混战，明天又杯酒言欢了。《三国演义》有关这种情况的描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永无休止的。这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且对认识剥削阶级的实质也有所帮助。
《三国演义》在反映这些政治军事集团争权夺利的尖锐斗争时，还描写了一个个政治骗局，一幅幅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场景。第七十八回写孙权劝曹操做皇帝，就是一个例子。孙权这独霸一方的大豪强，是早在做皇帝梦的野心家。但当他杀了关羽，吴、蜀联盟破裂，形势不利时，就遣使上书曹操，“伏望”曹操“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自己愿意“率群下纳土归降”。孙权这种做法是圈套，企图让曹操和刘备之间发生战争，同时，使拥汉派进一步反对曹操，所以这正是陷害曹操的一种手段，正如曹操所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又如第一百六回、一百七回，司马懿夺取曹爽兵权前，以“衰老病笃，死在旦夕”及其他种种假象麻痹曹爽，使曹爽感到“吾无忧矣！”然后发动突然袭击，一下致曹爽于死地。诸如此类的阴谋诡计，在《三国演义》中是屡见不鲜的。其实，这些也正是剥削阶级一贯使用的手法，他们不仅用来对付人民群众，而且也用来对付本阶级的政敌，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三国演义》的这些描写，对于我们了解剥削阶级的狡诈手段，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
这些大小豪强、军阀，两手都沾满被压迫人民的鲜血，一次次争权夺利的混战，带给人民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如写董卓：“尝引军出城，行到阳城地方，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馀颗于车下，连轸还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第四回）董卓由洛阳西迁长安，临行大肆烧掠，使洛阳内外“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既行，“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如有行得迟者，背后三千军催督，军手执白刃，于路杀人。”（第六回）董卓是这样，其他豪强、军阀也何尝不如此！“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第六回）最能说明他们共同的阶级立场。当时，社会生产力遭受空前破坏，人民大量被屠杀，地主和农民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人民生活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百姓皆食枣菜，饿莩遍野”（第十三回），而以董卓之流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则过着奢侈豪华、纵欲无度的生活，“别筑郿坞”，“内盖宫室，仓库屯积二十年粮食；选民间少年美女八百人实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积不知其数”（第八回），形成两个阶级鲜明的对比。这些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是以残杀人民来建立他们的反动专制统治，以人民群众的血泪和尸骨来维护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的。
然而，作者描写这一切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揭露封建统治的罪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用来歌颂“王道”的一种陪衬。所以，他在批判董卓等人的同时，却又通过其“正面”人物来赞扬、美化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扬“王道”。
为了欺骗人民群众，地主阶级一直极力鼓吹“王道”。他们说，“王道”是封建统治的“正道”，实行“王道”的封建统治者是“宽仁爱民”的，人民对这样的统治者则“心悦诚服”。《三国演义》把刘备美化成一个“仁慈”的、备受人民“爱戴”的统治者，也正是把他作为“王道”的化身来进行歌颂的。在写刘备从新野、樊城撤退的那些章节里，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作者笔下，刘备对人民群众何等关心，为了人民群众，他竟然把自己的安危都置于度外了；至于人民群众对于刘备，更是竭诚“爱戴”，宁可死去，也不愿离开刘备。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刘备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不但没有丝毫的矛盾对立，而且简直到了共命运、同休戚的地步。这种描写，企图使人们去憧憬刘备这样的施行“王道”政治的封建统治者。但在实际生活中，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群众不可能会出现这种鱼水般的融洽关系；历史上，也没有存在过这种情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演义》通过刘备鼓吹“王道”的同时，还把他写成封建王朝的“正统”代表。在汉献帝做皇帝的时候，刘备对汉献帝忠心耿耿，他看到“朝廷陵替，纲纪崩摧，群雄乱国，恶党欺君”，悲愤得“心胆俱裂”（第三十七回），决心“伸大义于天下”（第三十八回），为重整汉王朝而奋斗。当汉献帝被废以后，刘备在四川做了皇帝，以继汉统，作者就把蜀汉作为三国的“正统”。而对于董卓、曹操之流，作品则一再斥责他们为违反“纲纪”、破坏“正统”的“乱臣贼子”，所谓“名虽汉相，实为汉贼”。这就是说，封建王朝的“正统”、封建制度（即所谓“纲纪”）的忠实维护者，就是“仁慈爱民”、实行“王道”的人，而人民的灾难，则是由“乱臣贼子”破坏封建“纲纪”所造成的；所以就封建统治的本质来说，是保护人民、跟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三国演义》作者批判董卓、曹操等人物，跟他的歌颂“正统”、鼓吹“王道”一样，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也正是从这种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三国演义》对农民革命直接进行了诬蔑。小说所写的黄巾军，是汉末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运动。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深刻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作者却一再诬蔑他们是“黄巾贼”，并通过小说中所谓“正面”人物之口，公然主张把农民起义军斩尽杀绝，“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反；若容其降，无以劝善”（第二回），反对农民革命的态度，十分坚决，十分鲜明。但在这里，却也就同时暴露了“王道”的虚伪性。正如鲁迅所指出，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封建统治阶级吹嘘的什么“仁慈爱民”、“广布恩德”，全都不过是欺骗人民、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虚伪口号，在这些口号的背后，是对人民群众极端残酷的屠杀和迫害。大肆宣扬“王道”“仁政”的《三国演义》，同时却又公然主张把起义人民斩尽杀绝，这也就有力地说明了作者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
总之，《三国演义）虽然为我们提供了若干对于封建社会的历史具有认识意义的材料，但也宣扬了错误的有害的封建思想。所以，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批判，剔除它的封建性糟粕，明确认识作品所歌颂的“王道”、“仁政”完全是不真实的。封建社会真正代表地主阶级和体现封建统治者意愿的，不是那一类实现所谓“王道”“仁政”的“仁君”，而是另一类残民以逞的所谓“乱臣贼子”。
三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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