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行也（《天官》大宰注），非猥鄙之谓。孙卿云：‘有雅儒者，有俗儒者。’李斯云：‘随俗雅化。’夫以俗为缦白，雅乃继起以施章采，致文质不相畔。世有辞言袭常，而不善故训，不綦文理，不致隆高者，然亦自有友纪，窕儇侧媚之辞，薄之则必在绳之外矣，是能俗者也。”吴蜀六士谓八家中之宋六家，欧阳曾王三苏也。太炎讥其“志不师古，乃自以当时决科献书之文为体。”又云：“仆重汪中，未尝薄姚鼐、张惠言，姚张所法，上不过唐宋，然视吴蜀六士为谨（夸言稍少，此近代文所长。若恽敬之恣，龚自珍之儇，则不可同论）。仆视此虽与宋祁、司马光等，要之文能循俗，后生以是为法，犹有坛宇，不下堕于猥言酿辞，兹所以无废也。”是桐城之文，虽非所深许，然以为有可取而不薄之，特视林为不足依傍桐城，更无论司马迁辈矣。
太炎此篇，更论及小说云：“小说者，列在九流十家，不可妄作。上者宋钅开着书，上说下教，其意犹与黄老相似，晚世已失其守。其次曲道、人物、风俗、学术、方技，史官所不能志，诸子所不能录者，比于拾遗故可尚也（宋人笔记，尚多如此，犹有江左遗意）。其下或及神怪，时有目睹，不乃得之风听，而不刻意构画其事，其辞坦迤，淡乎若无味，恬然若无事者，《搜神记》《幽明录》之伦，亦以可贵。唐人始造意为巫蛊卖之言（苻秦王嘉作《拾遗记》，已造其端。嘉本道士，不足论，唐时士人乃多为之），晚世宗之，亦自以小说名，固非其实。夫蒲松龄、林纾之书得以小说署者，亦犹大全讲义诸书传于六艺儒家也。”溯小说之古体，而病晚世称小说者非其伦，遂不许蒲林之书以小说署，所见不免太固。古小说文字本简质，后经演化，体裁浸多，领域甚广，附庸蔚为大国，在文学上成一重镇，虽优劣不一，未宜一概抹杀。蒲氏《聊斋志异》，自有其文学价值，其中描写，涉于猥亵，固是一疵，要其大端文字之工处，不可废也（所着小说，并有《醒世姻缘传》一种，亦为有价值之作，以太炎之论衡之，更不得以小说署矣）。林氏宗尚桐城，于古文致力甚勤，然非有过绝流辈之诣，特移译外国小说，成绩足称（自撰之小说，则少精神，难相副）。
俞氏《春在堂随笔》卷八云：“纪文达公尝言：‘《聊斋志异》一书，才子之笔，非着书者之笔也。’先君子亦言：‘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绘，未脱唐宋人小说窠臼。’若纪文达《阅微草堂》五种，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不屑于描头画角，非留仙所及。余着《右台仙馆笔记》，以《阅微》为法，而不袭《聊斋》笔意，秉先君子之训也。然《聊斋》藻藻绘，不失为古艳，后之继《聊斋》而作者，则俗艳而已。甚或庸恶不堪入目，犹自诩为步武《聊斋》，何留仙之不幸也！”（纪氏评论《聊斋志异》之语，详见其门人盛时彦所撰《姑妄听之》——《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之一跋）。以记事之体裁论，《聊斋志异》之作法，于义诚有未妥，然以传奇派之小说论，则本唐人说部而加恢奇，颇多佳制，在文学上之价值，非《阅微草堂笔记》暨《右台仙馆笔记》所逮。至步武《聊斋》者之不足观，亦见蒲氏之作之难能。林氏所撰近乎“聊斋”体之笔记小说，笔墨固亦远逊也。
太炎论文，自抒所见，不同人云亦云，可供读太炎文者之考镜，兼资谈文者之扬榷。文家宗尚不一，见解有殊，盖亦不必过泥耳。
梁任公（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八节有云：“馀杭章炳麟少受学于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大究心明清间掌故，排满之信念日烈。”（章学诚虽讲史学，与排满之主张毫无关系，不应列此）又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四章《清代学术迁变与政治之影响（下）》有云：“章太炎（炳麟），他本是考证学出身，又是浙东人，受黄梨洲、全谢山等影响甚深。专提倡种族革命，同时也想把考证学引到新方向。”认太炎为浙东人，实误。馀杭，固浙西也。倘系馀姚，乃浙东耳。梁氏殆以二“馀”相混而一误再误欤（忆尝有人撰一书，冒为太炎作品，而署曰“馀姚章太炎着”，盖以二县名易相混，使有诘之者，可言此另是一馀姚章太炎所着也。因梁事而漫及之，藉发一笑）。
太炎清季鼓吹民族革命，诋斥清帝甚力。迨民国十七年，表彰《三字经》，重为修订印行，则有异故态。尝见此书之普遍坊本一种，其历史部分，叙至明末乱事，接入有清代兴，云：“乞援师，吴总兵。满入关，据神京。传十世，国号清，至宣统，大宝倾。”注谓：“明总兵吴三桂，招致满人，长驱入关，窃据汉土，改国号曰清，共传十主，二百六十八年”。尝为民国初年所增补，不知出谁氏手笔。太炎修订本，叙此则云：“清太祖，兴辽东。金之后，受明封（注：“清为金之后。姓爱新觉罗，明代末叶崛起辽东，至太祖始称帝。”）。至世祖，乃大同。十二世，清祚终（注：“李自成陷北京，吴三桂迎清世祖兵入关，遂代明有天下，传至宣统，逊位民国，凡十主，二百六十八年。自太祖努尔哈赤至宣统，共为十二世。”）。对照而观，坊本所云窃据，章本乃曰大同，其对清之态度，不与昔大相径庭乎？盖昔以种族革命者之立场，兹以史家之立场，所谓彼一时此一时，可不以前后相乖为诧也。太炎清季深责曾国藩，晚年则每有誉词，旨亦近之。
拙搞前有述太炎民初被羁北京时轶事二篇（均见《逸经》），其第二（见《逸经》第十二期）述及在东四牌楼钱粮胡同寓所时对仆役颁有规条，其事颇趣，系闻之钱玄同先生。钱君谈此时，谓不能尽忆，仅忆其要者。近于《都门趣话》（辑者署“大雷啸公”，内容盖录自民初报纸），见有《太炎约仆之条件》一则云：“……一日忽与仆人约曰：“余有仆役应守规则六条，汝辈能恪遵者留，否则去：（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二）在外见我须垂于鹄立；（三）称我为大人，自称曰奴仆；（四）来客统统曰老爷；（五）有人来访，无论何事，必须回明定夺，不得径行拦阻；（六）每逢朔望，必向我行一跪三叩首礼。仆人无如何，唯唯而已。或曰：章太炎仆役系某处派来密探，藉以窥其动静者，章故以是侮弄之。未知确否？”有可补充前述之未备者，因更缀录，俾资参阅（其时太炎仆役，多系便衣警察，负有暗中监视之责）。（民国三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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