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甚为得意，居然似史公矣；不自料能至此，亦未知有赏音否？”二十八日云：“作《曾军篇》成，共十二页，已得二年军事之大纲矣。甚为得意。”三月十七日云：“撰《军志篇》成，读一过，似《史记》，不似余所作诸图志之文，乃悟《史记》诚一家言，修史者不能学也。《通典》、《通考》乃可学，郑樵《通志》正学之，亦智矣，惜其笔殊不副，然不自作不知之，则余智不如郑久矣。”则又尝以似《史记》自喜。《史记》之超妙处，《湘军志》虽尚难跻及，而闿运“脱离时代”之说，固可谓非漫自矜夸，以近代人实罕有此种文字也（所云《湘军篇》，盖属稿之初，有此篇名，旋改为《曾军篇》矣。三月十七日所云，按之前文，当指《胡军篇》，后来始改为《湖北篇》者）。
《湘军志》初刻于川，闿运携版回湘，以湘人之愤怒，乃送版于郭嵩焘销毁。后至川再刻之。《湘绮楼日记》光绪八年壬午正月关于毁版事所记，初七日云：“以外间颇欲议论《湘军志》长短，与书佐卿，属告诸公烧毁之。”十七日云：“锡九来，论《湘军志》版片宜送筠仙。余告之曰：‘吾以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众掩覆，毁版则可，外人既未出赀属我刻，而来索版，是无礼也。君不宜为众人所使，且置身事外，以免咎尤。此版吾毁愿毁之，又何劳索？’锡九唯唯而去。”廿日云：“遣送《湘军志》版及印刷书与筠仙，并书与之言：‘本宜交镜初，今从权办也。’”其当时在湘迫，于众怒难犯不得不毁版之情形，于此尤可略睹焉。送版及书与郭嵩焘者，盖嵩焘在湘绅中负重望，为反对《湘军志》领袖人物之一也。嵩焘有致陈士杰一书，深斥《湘军志》，可代表反对派之言论。其说云：
“湘军本末，宜有述录，发议自吴南屏，嵩焘实倡行之，曾︱刚一以属之王壬秋。始见其《曾军篇》，于曾文正多刺议，寓书力戒之。去腊自蜀归，其书遂已刊行。沅浦宫保指证其虚诬处，面加诘斥，几动湘人公愤，将其板销毁，然闻蜀人已有翻刻本，贻毒固无穷矣。壬秋文笔高朗，而专喜讥砭。通志局初开，嵩焘力援之，为罗研生所持，言：“若壬秋至，湘人攻击且尽，曷云志也？”其后所修三志，《东安志》板已毁，《桂阳志》亦有纠缪之作，《衡阳志》托名彭雪琴宫保，无敢议者，衡人私论亦皆隐憾之，自王船山先生已遭其讥议，其他可知，要其失不在秉笔而在包修。︱刚踵行其失，鄙心不能无歉然。因沅浦宫保之言，取其书读之，专叙塔忠武、多忠武战功，湘人一皆从略，江忠烈直没其名，至江西始载其以一军赴援，并帮办军务之命亦匿不书。而于李勇毅、杨厚庵则竟诋斥之。张笠臣指为诬善之书，且言：“楚人读之惨伤，天下之人无不爽心快目。”开端数行中，便谓洪寇之盛，实自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又起偏师追而歼之，直以是蔽罪湖南，亦竟不测壬秋之果为何意也。今其势不能不重加修辑，又万不能开局，当由思贤讲舍任之。壬秋高才积学，极谋以讲舍相属，而终见忤如此，所损声名实多。始悟君子成己成人之学，一皆性之德，于人多伤，终亦不能成己。重为壬秋惜之。”
盖纂修《湘军志》一事之发起，旨在表扬湘军功烈，垂乡邦之荣誉，而闿运任此，自出心裁，成一家之言，于发起纂修之本旨，未甚措意，且其为人，固以知兵自负，好谈大略，少年时颇思赞襄军谋，腾骧政路，而挟策以干曾国藩等，率见谓迂阔之谈，落落寡合，无所藉手，志愿弗克一酬，盖不能无觖望（如与吴大书有云：“闿运平生志愿，满腹经纶，一不得申，每嗟感遇。”又与左宗棠书有云：“闿运行天下，见王公大人众矣，皆无能求贤者。涤丈收人材不求人材，节下用人材不求人材，其余皆不足论此。以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尚不足知人材，何从而收之用之？故今世真能求贤者，闿运是也；而又在下贱，不与世事，性懒求进，力不能推荐豪杰，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又与李汉春书有云：“陈伯严来，述尊论，见许为霸才，不胜感激。自来曾胡左丁肃潘阎李诸公，相知者多，其或有许其经济，从无赏其纵横。尝有自挽联云：‘春秋表仅传，正有佳儿学诗礼。纵横志不就，空留高味满江山’盖其自负别有在也。而麾下一见便能道其衰曲，曷名钦佩！”均见其自负才猷迈众，不甘徒为文人）。故对于名震一时功成受赏之将帅，虽多写状甚工处，非于表扬无裨，而笔锋所及，每流露不足之感，或涉讽刺，或近揶揄，间有疏略，亦遗口实，湘人恚嫉，有由来矣。他读者亦颇致疑其不免以爱憎之见影响纪实，固不仅陈宝箴为然也。曾国藩以湘军领袖而居功首，最为群伦所崇仰，《湘军志》于传其苦心义概之外，不乏微词，其弟国荃，论功仅亚国藩，闿运书其功状，亦不如其意，故国荃甚恶而诘斥之，为王定安继撰《湘军记》之张本。
湘军之兴，郭嵩焘、昆焘兄弟，均参谋议。《湘军志》成，两人阅后，各加批识，以纠辨为多。乙卯（民国四年），昆焘、孙振墉辑录成帙，并加笺注，名曰《湘军志平议》，堪为读《湘军志》者之重要参考书。振墉叙有云：
“曩文正始立营制，先伯祖侍郎公、先祖京卿公，实豫咨议。其后先京卿公，佐湖南抚幕十余年，援师四出，兵饷又皆所手治。尝拟与吴公敏树、罗公汝怀、曹公耀湘等纂《楚军纪事本末》一书，存一代用兵方略。会文正虑近于张功，事以中辍。已而湘潭王壬秋先生闿运所撰《湘军志》，为文谲奇恣肆，侈论辩而多舛于事实，识者病之。振墉手录先侍郎公暨先京卿公订正是书百数十条，附以笺注，题曰《湘军志平议》。夫前人往矣，当其万折不回，克成大业，要自有常胜之理存，区区战事粗迹，乌足概其平生；然于军谋之奇正，地形之险夷，贼势之强弱，傥见为粗而遗之，亦治国闻者所深耻也……君子之立功也，求信于己而已，而立言者贵有以征信于后。孔子称董狐古之良史，为其直也。若是非之与淆，恩怨之或蔽，虽以迁史之文冠百代，世且目为谤书，他何论焉？”
其以迁史谤书为说，或即因闿运尝自言似《史记》也。又辛酉（民国十年）跋有云：
湘军开本朝创局，以驯致中兴，王氏挟区区乡曲之私怨而颠倒之，悖矣。考其篇目，始于湖南防守，而江军之援广西阙焉；略兵事之始，成于平捻，而左军之定甘肃、新疆阙焉，没兵事之终；江西既编析为三，而江南安庆不列篇名，以《曾军后篇》统括之，意谓曾文正公功绩第迄于两省而止。即兹荦荦大纲，不免谬误，其书之不足以服人心而彰国论明矣。《传》曰：“心有所好恶，则不得其正。”夫不正由于有好恶，而况好恶之辟之与人异性者欤？余氏肇康云，王志初出，分饷湘人，一时物议沸然，军阀尤愤，王氏将原书次第收回，其亦有不可自坚者邪？朱氏克敬改纂是书，稿佚不传。王氏定安之记，持论稍私于曾忠襄而文又不逮。盖斯志之流行海内久矣，其贻害岂浅哉？窃尝谓是非者天下之公，维皇降衷所固有也，故孟子曰无是非之心非人，盖是非棼泯，起于一念之微，其始不过语言文字之差耳，浸假发于其事，将使东西易位，玄黄变色，而实祸中于国家矣，尚得为衣冠视息之伦乎？夫以咸同之战迹昭昭在人耳目，而立论诡异如此，其他学说之戾，不言可知也。呜呼！平实之论难工，邪衰之言易悦，末俗异趣，文更甚焉。振墉惧夫王氏之矫诬害正，是以不得不辞而辟之，亦亡承先志而已，岂求胜于文辞之末哉？
诋斥尤力。至论篇目之失当，读此书者盖不乏同感，尤于《曾军篇》、《曾军后篇》，觉其末安。闿运于此，未闻有听说明，不知当时用意果何若也，？郭嵩焘批《湘军志》、《曾军篇》有云：“按湘军之名，创始曾文正公，其后骆文忠用以平蜀，左宗棠用以平浙及闽广，西至甘肃，复新疆万里之地，皆承曾文正公之遗，以湘军为名，是以曾文正公为湘军之大纲。疑此篇当为湘军原始篇，历叙各军分合与其源流本末所以立功之由。以曾军名篇，是谓曾文正公亦统于湘军也。前后叙述，亦与《湘南防守篇》大致无甚区别，于文为复，于所述事实亦为失伦。湘军原始，实由曾文正公，述其原始而后本末分明，未宜混合言之。”又云：“以《湘军志》为名，自应以曾文正公创立湘军为主，不宜特立曾军名目，以使有所专属。如江忠烈、王壮武、萧启江、李忠武及今曾威毅伯，皆别立一军为统帅，功绩又最伟，别为一篇可也，不可以施之曾文正也。”又批《曾军后篇》有云：“贼踞金陵十余年，克复南京自为湘军一大篇目。湘北江西各省，皆标立名目，江南攻战事宜，但名《曾军后篇》，并江南之名亦隐之，显示贬斥之意，似未足以服人。”（均见《湘军志平议》）。其言有当，未可目为阿私曾国藩之论也。又其子焯莹《湘军志平议后叙》有云：“王氏《湘军志》，文句规仿马迁，篇章祖袭《尚书》；其足惑世诬民，盖又有浮于《三国志演义》也。先兵左尝书戒易布政佩绅，以谓壬秋文辞自优美，足可引为师资，或行政治军，一闻壬秋之言，如饮狂药，不可救疗。彼其视诸老先所挟持以为常胜之理与之异趣也宜已，况济以爱憎予夺之私，更乌惜兴心而嫉妒取快于其说乎？……祸之中与人心风俗，讵减于猛兽洪水者？”亦深诋之。郭氏之攻《湘军志》，盖三世焉。
郭振墉辑录《湘军志平议》成，寄示王先谦、冯煦。先谦复书谓：
承示大着《平议》一册，尤深愉快。壬秋此志，湘人咸不谓然，天下皆知，然不明揭其症结所在，则人将以为爱憎毁誉之私，而喜其文笔者，更曲护之，而无能夺其气。犹忆弟衔艰归里时，令伯祖谈及此事，欲以改作见委，卒不果行，盖兵事曲折轻重，非当日身亲目击者不能知其深，事过境迁，化而为文，则人但问其笔墨何如，而兵戈是非无复言之者矣。此所以壬秋志出，君家令伯祖、令祖两公独引憾，而他人视之淡如也。今兄取两公当日书眉所评论纠正百数十条，复以官书私录笺注之，为《湘军志平议》一书，使留心世事者，即事征文，虚实立见，且俾后之人知两公苦心所争得失，乃史千古之公，非湘军偏隅之事也。从此阅王志者，家置一编，以开迷误，则兄绍述之功在天下矣。
亦湘中有名学者不满意《湘军志》，而助郭氏张目者。阅此，知郭嵩焘曾有请先谦改作之议也。先谦盛推《湘军志平议》，《平议》一书要非苟作，特惜其行世时，闿运未及见，不得闻其对斯之意见与感想何如耳。煦复书谓：
荷手翰并《湘军志平议》一册。此书之纰缪，往闻之曾忠襄“几欲得此老而甘心”，今已论定，则其名已沦于罗刹鬼国。文正当日，凡湘中才俊，无不延揽，而对于此老，则淡泊遇之如此，益服文正之知人，然不料此老之末路顽钝无耻至是也。为之一叹！
将闿运痛骂一番，似不无过火处。至曾国荃之痛恨《湘军志》，则属实情也。
黎庶昌为曾国藩门下治古文者四大弟子之一（其他为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三人。黎与薛文学之功，候视张吴稍逊，而兼长经济），对于《湘军志》，却甚为赞赏。其所选辑之《续古文辞类纂》，于叙记类特录《湘军志》之《曾军篇》、《曾军后篇》、《湖北篇》、《水师篇》、《营制篇》为一卷，惟标目不曰《湘军志》而曰《湘军水陆战纪》，评注云：“此书不着作者名氏，盖湘潭举人王闿运笔也。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大体皆善，今录五篇。”又云：“按壬秋原书，本名《湘军志》，此称《湘军水陆战纪》者，据沪上活字本也。”上海书坊，以活字排印，改题《湘军水陆战纪》之名，殆以避时忌之故欤。庶昌不独赏其文词，且赞以良史，许以真核，所见与郭嵩焘辈大异矣。闿运此作，以似《史记》自负，庶昌亦正以斯推之，在闿运尤可云搔着痒处，故对庶昌深有文字相知之感。其与庶昌书有云：
文诚（按：谓丁宝桢也）与闿运为知己，亦犹曾文正之为闿运知己。外间但以未得保荐不入幕府疑之，又焉知真知者乎？前年所作诔文，以限于骈体，词甚隐约，传状既非朋友所作，所言止此而已，较之曾文正身后仅有挽联者，已为多矣。然曾文公事业在《湘军志》者，殊炳炳麟麟，而沅甫以为谤书；曷承特采，曷胜感激！三不朽之业，着一毫俗见不得；节下蝉翼轩冕，一意立言，真人豪也。抑尝论之：孔子云有言者不必有德，此是言语之言；不朽立言，是文言之言；未有无德而有功言者。德者、本也，功、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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