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回下篇》、《戡定西域篇》、《水陆营制篇》，凡二十篇，以体裁论，颇较《湘军志》为完整。国荃光绪十五年己丑叙有云：“今海内安，湘中宿将存者什二三，惧其战迹之轶也，议为一书，与方略相表里，而执笔者传闻异词，乃丐东湖王鼎丞观察定安更为之。鼎丞久从愚兄弟游，谙湘军战事，其所述者，非其所目睹，则其所习闻。书既成，复与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暨下走商订得失。漏者补之，疑者阙之，不为苟同，亦不立异，盖其慎也。”定安自叙有云：“及壮，佐湘乡曾文正公戎幕，从今宫太保威毅伯游者二十余年，湘中魁人巨公什识八九，其它偏裨建勋伐者不可胜数，东南兵事，饫闻而熟睹之久矣。其后宦游天津，稍习淮军将帅，而湘阴左文襄公暨今陕甘总督茶陵谭公、新疆巡抚湘乡刘公，钞录西北战事，累数百卷，先后邮书见畀。最后从云贵总督新宁湘乡两刘公家得其章奏遗稿，于是又稍知滇黔越南轶事。自咸同以来，圣主之忧勤，生灵之涂炭，将帅之功罪，庙谟之深远，上稽方略，下采疆臣奏疏，粲然备具，而故老之流传，将裨幕僚之麈谭，苟得其实，必录焉。其或传闻异辞，疑信参半者，宁从阙疑，非真知灼见，不敢诬也。”又云：“蒙以不才废弃，居彝陵山中，湘中诸君子，书问相勉，而为此作。自光绪十三年三月讫四月，成第一至第五卷，又自十月讫腊月，成第六至第十一卷。明年五月，放棹南游，客新宁刘氏，湘人士敦促，自八月讫九月，成第十二至第十五卷；而余有江南燕齐之行。过长沙，与郭筠仙侍郎商榷得失，携其稿呈威毅伯曾公。又明年三月，余归东湖。六月，至金陵……乃续成五卷，自七月讫九月毕事。阅时几三载，凡历游五省，中间人事牵率，忽作忽辍，其执笔为文，九阅月耳。”国荃因不满《湘军志》而嘱定安改撰之缘起与夫定安撰《湘军记》之经过暨资料，于此可见大凡。盖以《湘军志》为底本，而加以修改与补充，闿运为创作，定安则因其旧而重为编撰（取材《湘军志》处固不鲜），创者每易疏漏，因者易于周密，此亦常理，而资料较富，叙次多较赡备（亦间有失考处），启超称以“翔实”，非无当也。特闿运之独往独来，少所瞻顾，振笔直书，断制自如，蔚成一家之言，自非定安所逮。而文章之雅健雄奇，使读者感浓厚之兴味，留深刻之印象，恶之者亦叹美不遑，而恚嫉所以益甚焉。世之嗜读《湘军志》者多《湘军记》者少，岂无故哉？（国荃叙《湘军记》，谓“至其叙事简瞻，论断精严，则仰龙门，俯瞰兰台，伯仲于陈志、欧史之间，可谓体大思精，事实而言文者矣。”亦甚赞其文字之工，虽涉过誉，定安要亦能文者，造诣可观，惟难与闿运抗衡耳。）
沃丘仲子（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传闿运有云：“所为《湘军志》，是非之公，为唐后良史第一，而骄将恶其笔伐，有欲得而甘心者……”则以门人而赞扬本师，亦略同闿运所谓“此书信奇作，实亦多所伤，有取祸之道……非史官而言人长短，则人尤伤心矣”之旨也。信史之难，自古所叹，闿运此作，虽可议处甚多，而精气光怪，不可掩遏，实有不朽者存，是在读者之善于别择而已（民国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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