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注古籍 辨伪书 辑佚书
自清初提倡读书好古之风，学者始以通习经史相淬厉，其结果惹起许多古书之复活，内中最重要者为秦汉以前子书之研究。此种工作，颇间接影响于近年思想之变化。次则古史书、地理书等之研究，足以补助文献学的也不少。
关于子书研究的最后目的，当然是要知道这一家学说的全部真相，再下严正的批评。但是，想了解一家学说，最少也要把他书中语句所含意先看得明白。然而这些先秦古书都是二千年前作品，所用的字义和语法多与今不同，骤读去往往不能索解，而且向来注家甚少，或且并没有人注过，不像那几部经书经许多人揣摩烂熟。所以想研究子书，非先有人做一番注释工夫不可。注释必要所注所释确是原文，否则“举烛”“鼠璞”，动成笑话，而真意愈晦。不幸许多古书，展转传抄传刻，讹舛不少，还有累代妄人，凭臆窜改，越发一塌糊涂。所以要想得正确的注释，非先行（或连带着）做一番校勘工夫不可。清儒对于子书（及其他古书）之研究，就顺着这种程序次第发展出来。
注释之学，汉唐以来已经发达的很灿烂。清儒虽加精密，也不能出其范围，所以不必多讲。校勘之学，为清儒所特擅，其得力处真能发蒙振落。他们注释工夫所以能加精密者，大半因为先求基础于校勘，所以我在论次他们所校注的古书以前，先把“前代校勘学的特质”说说。次段所说不限于校勘古子，凡经史等一切校勘都包在内，请注意。
校勘之意义及范围有多种，方法当然随之而异。第一种校勘法，是拿两本对照，或根据前人所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因为各书多有俗本传刻，因不注意或妄改的结果发生讹舛；得着宋元刻本或精钞本，或旧本虽不可得见，而类书或其他古籍所引有异文，便可两两勘比，是正今谬。这种工作，清初钱遵王曾、何义门焯等人渐渐做起，元和惠氏父子也很用功。乾、嘉以后学者个个都喜欢做。而最专门名家者，莫如卢抱经文弨、顾涧广圻、黄荛圃丕烈，次则卢雅雨见曾、丁叔衢杰、陈仲鱼鳣、吴兔床骞、鲍以文廷博、钱警石泰吉、汪小米远孙、蒋生沐光煦、张叔未廷济、陆存斋心源、缪小山荃荪等。这种工作的代表书籍，则《义门读书记》何焯著、《援鹑堂随笔》姚范著、《群书拾补》卢文弨著、《士礼居题跋》黄丕烈著、《思适斋文集》顾广圻著、《读书丛录》洪颐煊著、《经籍跋文》陈鳣著、《斟补隅录》蒋光煦著、《札迻》孙诒让著、……《雅雨堂丛书》卢见曾刻、《经训堂丛书》毕沅刻、《士礼居丛书》黄丕烈刻、《别下斋丛书》蒋光煦刻、《十万卷楼丛书》陆心源刻……各书所附校勘记及题跋，武英殿版《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阮元及其弟子著等。这种工作的成绩也有高下之分，下等的但能校出“某本作某”，稍细心耐烦的人便可以做；高等的能判断“某本作某是对的”，这便非有相当的学力不可了。这种工作很琐碎，很枯燥无味，非有特别嗜好的人，当然不必再去做它，但往往因一两字的校正，令全段的正确解释。他们费毕生心血留下这点成绩，总值得我们敬服感谢。
第二种校勘法，是根据本书或他书的旁证反证校正文句之原始的讹误。前文所说第一种法，是凭善本来校正俗本。倘若别无善本，或所谓善本者还有错误，那便无所施其技了。第二种法再进一步，并不靠同书的版本，而在本书或他书找出凭证。这种办法又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本书文句和他书互见的，例如《荀子·劝学篇》前半和《大戴礼记·劝学篇》全同；《韩非子·初见秦篇》，亦见《战国策》；《礼记·月令篇》，亦见《吕氏春秋》；《淮南子》《韩诗外传》和《新序》《说苑》，往往有相重之条；乃至《史记》之录《尚书》《战国策》《汉书》之录《史记》。像这类，虽然本书没有别的善本，然和他书的同文，便是本书绝好的校勘资料。例如《荀子·劝学篇》，据《大戴记》可以校出脱句脱字讹字七八处，因此可以推想其他诸篇讹脱也不少，可惜无别部的同文。这种校法虽比第一种已稍繁难，但只需知道这一篇在他书有同文，便可拿来比勘。方法还是和第一种同样。更有第二条路是：并无他书可供比勘，专从本书各篇所用的语法字法注意，或细观一段中前后文义，以意逆志，发见出今本讹误之点。这种例不能遍举，把《读书杂志》等书看一两卷，便知其概。这种工作，非眼光极锐敏、心思极缜密，而品格极方严的人不能做。清儒中最初提倡者为戴东原，而应用得最纯熟矜慎卓著成绩者为高邮王氏父子。这种方法好是好极了，但滥用它，可以生出武断臆改的绝大毛病，所以非其人不可轻信。
第三种校勘法是，发见出著书人的原定体例，根据它来刊正全部通有的讹误。第一、第二两种法，对于一两个字或一两句的讹误当然有效。若是全部书抄刻颠倒紊乱，以至不能读，或经后人妄改，全失其真，那么唯一的救济法，只有把现行本未紊未改的部分精密研究，求得这书的著作义例。凡一部有价值的著作，总有他的义例。但作者自己写定凡例的不多，即有亦不详。然后根据它来裁判全书，不合的便认为讹误。这种办法，例如郦道元《水经注》，旧刻本经文注文混乱的很多；戴东原研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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