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意也。罗叔蕴著《高昌麴氏年表》等，即此意。惜题目太小，范围太狭耳。
二、文化年表：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故此方面之表绝无。今宜补者，例如《学者生卒年表》《文学家生卒年表》《美术家生卒年表》《佛教年表》《重要书籍著作及存佚年表》《重要建筑物成立及破坏年表》等。此类表若成，为治国史之助实不细。创作虽不甚易，然以清儒补表志之精神及方法赴之，资料尚非甚缺乏也。
三、大事月表：《史记》之表，以远近为疏密。三代则以世表，十二诸侯、六国及汉之侯王将相则以年表，秦楚之际则以月表。盖当历史起大变化之事迹，所涉方面极多，非分月表不能见其真相。《汉书》以下二十三史，无复表月者矣。今对于旧史欲补此类表，资料甚难得，且太远亦不必求详。至如近代大事，例如《明清之际月表》《咸丰军兴月表》《中日战役月表》《义和团事件月表》《辛亥革命月表》等，皆因情形极复杂，方面极多，非分月、且分各部分表之，不能明晰。吾侪在今日，尚易集资料。失此不为，徒受后人责备而已。
吾因论述清儒补表志之功，感想所及，附记如右。类此者尚多，未遑遍举也。要之，清儒之补表志，实费极大之劳力，裨益吾侪者真不少。惜其眼光尚局于旧史所固有，未能尽其用耳。
（戊）旧史之注释及辨证
疏注前史之书，可分四大类。其一，解释原书文句音义者，如裴骃之《史记集解》，颜师古、李贤之《两汉书》注等，是也；其二，补助原书遗佚或兼存异说者，如裴松之之《三国志注》等，是也；其三，校勘原书文字上之错舛者，如刘攽、吴仁杰之《两汉刊误》等，是也；其四，纠正原书事实上之讹谬者，如吴缜之《新唐书纠缪》等，是也。清儒此类著述中，四体皆有，有一书专主一体者，有一书兼用两体或三体者。其书颇多，不能悉举。举其要者错综论列之。
清儒通释诸史最著名者三书，曰：
《二十一史考异》一百卷，附《三史拾遗》五卷、《诸史拾遗》五卷嘉定钱大昕竹汀著。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嘉定王鸣盛西庄著。
《二十二史札记》三十六卷阳湖赵翼瓯北著。
三书形式绝相类，内容却不尽从同同者一部分。钱书最详于校勘文字，解释训诂名物，纠正原书事实讹谬处亦时有。凡所校考，令人涣然冰释，比诸经部书，盖王氏《经义述闻》之流也。王书亦间校释文句，然所重在典章故实，自序谓：“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置旁参阅，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诚哉然也！书末《缀言》二卷，论史家义例，亦殊简当。赵书每史先叙其著述沿革，评其得失，时亦校勘其牴牾，而大半论“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自序语。但彼与三苏派之“帖括式史论”截然不同。彼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一事之是非，唯捉住一时代之特别重要问题，罗列其资料而比论之，古人所谓“属辞比事”也。清代学者之一般评判，大抵最推重钱，王次之，赵为下。以余所见，钱书固清学之正宗，其校订精核处最有功于原著者；若为现代治史者得常识、助兴味计，则不如王、赵。王书对于头绪纷繁之事迹及制度，为吾侪绝好的顾问，赵书能教吾侪以抽象的观察史迹之法。陋儒或以少谈考据轻赵书，殊不知竹汀为赵书作序，固极推许，谓为“儒者有体有用之学”也。又有人谓赵书乃攘窃他人，非自作者。以赵本文士，且与其旧著之《陔余丛考》不类也。然人之学固有进步，此书为瓯北晚作，何以见其不能？况明有竹汀之序耶？并时人亦不见有谁能作此类书者。或谓出章逢之（宗源），以吾观之，逢之善于辑佚耳，其识力尚不足以语此。
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每篇后所附考证，性质与钱氏《考异》略同，尚有杭大宗世骏《诸史然疑》、洪稚存亮吉《四史发伏》等。洪筠轩颐煊《诸史考异》、李次白贻德《十七史考异》，疑亦踵钱例，然其书未见。
其各史分别疏证者，分隶于一总书之下，如钱竹汀之《史记考异》，即《二十一史考异》之一部分；《史记拾遗》，即《三史拾遗》之一部分，不再举。则《史记》有钱献之坫《史记补注》一百三十六卷，梁曜北玉绳《史记志疑》三十六卷，王石臞念孙《读史记杂志》六卷，崔觯甫适《史记探原》八卷等。钱书当是巨制，惜未刻，无从批评。王书体例，略同钱氏《考异》。梁书自序言：“百三十篇中愆违疏略，触处滋疑，加以非才删续，使金罔别，镜璞不完，良可闵叹！……”书名“志疑”，实则刊误纠谬，什而八九也。崔书专辨后人续增窜乱之部分，欲廓清以还史公真相，故名曰“探原”。
《史记》为第一部史书，其价值无俟颂扬。然去古既远，博采书记，班彪所谓“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多不齐一”。此实无容为讳者。加以冯商、褚少孙以后，续者十余家。孰为本文？孰为窜乱？实难辨别。又况传习滋广，传写讹舛，所在皆是。故各史中最难读而亟须整理者，莫如《史记》。清儒于此业去之尚远也。然梁、崔二书，固已略辟蚕丛。用此及二钱二王所校订为基础，辅以诸家文集笔记中之所考辨，汇而分疏于正文之下，别成一集校集注之书，庶为后学省无数迷惘。是有望于今之君子！
《汉书》《后汉书》有吴枚庵翌凤《汉书考证》十六卷未见，惠定宇《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侯君谟、沈铭彝各续补惠书一卷，钱晦之大昭《汉书辨疑》二十二卷、《后汉书辨疑》十一卷、《续汉书辨疑》九卷，王石臞《读汉书后汉书杂志》共十七卷，陈少章景云《两汉订误》五卷，沈文起钦韩《两汉书疏证》共七十四卷；周荇农寿昌《汉书注校补》五十六卷、《后汉书注校正》八卷，王益吾先谦《汉书补注》一百卷、《后汉书集解》九十卷、《续汉书志集解》三十卷等。诸书大率释文、考异、订误兼用，而《汉书》则释文方面更多，因其文近古较难读也；《后汉书》则考异方面较多，以诸家逸书谢承、华峤、司马彪等遗文渐出也。王益吾《补注》《集解》最晚出，集全清考订之成，极便学者矣。
《三国志》有杭大宗《三国志补注》六卷，钱竹汀《三国志辨疑》三卷，潘眉《三国志考证》八卷，梁茞林章钜《三国志旁证》三十卷，陈少章《三国志举正》四卷，沈文起《三国志注补》《训故》《释地理》各八卷，侯君谟《三国志补注》一卷，周荇农《三国志注证遗》四卷等。此书裴全属考异补逸性质，诸家多广其所补，沈则于其所不注意之训故地理方面而补之也。
马、班、陈、范四史最古而最善，有注释之必要及价值，故从事者多，《晋书》以下则希矣。其间欧公之《新五代史》最有名而文句最简，事迹遗漏者最多，故彭掌仍元瑞仿裴注《三国》例，为《五代史记注》七十四卷，吴胥石兰庭亦有《五代史记纂误补》四卷《纂误》为宋吴缜撰，则纠欧之失也。而武授堂亿、唐春卿景崇亦先后以此例注欧之《新唐书》。武书似未成，唐成而未刻云。其余如洪稚存之《宋书音义》、杭大宗之《北齐书疏证》、刘恭甫寿曾之《南史校议》、赵昭祖之《新[旧]唐书互证》等，琐末点缀而已。
辽、金、元三史最为世诟病。清儒治《辽史》者，莫勤于厉樊榭鹗之《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治《金史》者，莫勤于施研北国祁之《金史详校》十卷。其《元史》部分，已详前节，不再论列。唯李仲约文田之《元秘史注》十五卷，盖得蒙古文原本对译勘正而为之注，虽非正注史，附录于此。
注校旧史用功最巨而最有益者，厥唯表志等单篇之整理。盖兹事属专门之业，名为校注，其难实等于自著也。最初业此者，则宋王应鳞之《汉书艺文志考证》。清儒仿行者则如：
孙渊如《史记天官书考证》十卷未刻。
梁曜北《汉书人表考》九卷《古今人表》之注也。从古籍中搜罗诸人典故殆备，可称为三代前人名辞典。又翟文泉（云叔）有《校正古今人表》。
全谢山《汉[书]地理志稽疑》口卷又段茂堂有《校本地理志》，未刻。
钱献之坫《新斠注汉书地理志》十六卷，《汉书十表注》十卷《表注》未刻。
汪小米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二卷。
吴顼儒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百零三卷顼儒尚有《汉三辅考》二十四卷，亦《地理志》之附庸也。
杨星吾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二卷。
陈兰甫《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七卷。
洪筠轩《汉志水道疏证》四卷。
徐星伯松《汉书地理志集释》十六卷，《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
李恢垣光廷《汉西域图考》七卷此书实注《汉书·西域传》也。
李生甫赓芸《汉书艺文志考误》二卷未刻。
朱亮甫右曾《后汉书郡国志补校》口卷未刻。钱晦之有《后汉郡国令长考》，实释《郡国志》之一部分。
钱献之《续汉书律历志补注》二卷未刻。
毕秋帆《晋书地理志新校正》五卷。
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一卷。
张石洲穆《延昌地形志》口卷此用延昌时为标准，补正《魏书地形志》也。
章逢之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三卷此书虽注重辑佚，但各书出处多所考证，亦不失为注释体。
杨星吾《隋[书]地理志考证》九卷。
张登封宗泰《新唐书天文志疏正》口卷未刻。
沈东甫炳震《校正唐书方镇表》《宰相世系表》此两篇在《新旧唐书钞》中，但全部校补，重新组织。全谢山谓当提出别行，诚然。又《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十二卷此书单行。
董觉轩沛《唐书方镇表考证》二十卷似未刻。
以上各史表志专篇之校注，与补志表同一功用。彼则补其所无。此则就其有者，或释其义例、或校其讹舛，或补其遗阙也。顾最当注意者，上表所列，关于地理者什而八九，次则经籍，次则天文、律历皆各有一二，而食货、刑法、乐、舆服等乃绝无。即此一端，吾侪可以看出乾嘉学派的缺点。彼辈最喜欢研究僵定的学问，不喜欢研究活变的学问。此固由来已久，不能专归咎于一时代之人，然而彼辈推波助澜，亦与有罪焉。彼辈所用方法极精密，所费工作极辛勤，惜其所研究之对象不能副其价值。呜呼！岂唯此一端而已矣。
（己）学术史之编著及其他
专史之作，有横断的，有纵断的。横断的以时代为界域，如二十四史之分朝代，即其一也。纵断的以特种对象为界域，如政治史、宗教史、教育史、文学史、美术史等类是也。中国旧唯有横断的专史而无纵断的专史，实史界一大憾也。《通典》及《资治通鉴》可勉强作两种方式之纵断的政治史。内中唯学术史一部门，至清代始发展。
旧史中之儒林传、艺文志，颇言各时代学术渊源流别，实学术史之雏形。然在正史中仅为极微弱之附庸而已。唐宋以还，佛教大昌，于是有《佛祖通载》《传灯录》等书，谓为宗教史也可，谓为学术史也可，其后儒家渐渐仿效，于是有朱晦翁《伊洛渊源录》一类书。明代则如周汝登《圣学宗传》之类，作者纷出，然大率借以表扬自己一家之宗旨，乃以史昌学，非为学作史，明以前形势大略如此。
清初，孙夏峰著《理学宗传》，复指导其门魏莲陆一鳌著《北学编》，汤荆岘斌著《洛学编》，学史规模渐具。及黄梨洲《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出，始有真正之学史，盖读之而明学全部得一缩影焉。然所叙限于理学一部分，例如王弁州、杨升庵……辈之学术在《明儒学案》中即不得见。而又特详于王学，盖“以史昌学”之成见，仍未能尽脱。梨洲本更为《宋元学案》，已成十数卷，而全谢山更续为百卷。谢山本有“为史学而治史学”的精神，此百卷本《宋元学案》，有宋各派学术——例如洛派、蜀派、关派、闽派、永嘉派，乃至王荆公、李屏山等派——面目皆见焉，洵初期学史之模范矣。
叙清代学术者有江子屏藩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国朝宋学渊源记》三卷，有唐海镜鉴之《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子屏将汉学、宋学门户显然区分，论者或病其隘执。然乾、嘉以来学者事实上确各树一帜，贱彼而贵我，子屏不过将当时社会心理照样写出，不足为病也。二书中《汉学》编较佳，《宋学》编则漏略殊甚，盖非其所喜也。然强分两门，则各人所归属亦殊难正确标准，如梨洲、亭林编入《汉学》附录，于义何取耶？子屏主观的成见太深，其言汉学，大抵右元和惠氏一派，言宋学则喜杂禅宗。观《师承记》所附《经师经义目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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