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源记》之附记，可见出。好持主观之人，实不宜于作学史，特其创始之功不可没耳。唐镜海搜罗较博，而主观抑更重。其书分立“传道”“翼道”“守道”三案，第其高下；又别设“经学”“心学”两案，示排斥之意。盖纯属讲章家“争道统”的见解，不足以语于史才明矣。闻道咸间有姚春木椿者，亦曾著《国朝学案》，其书未成，然其人乃第三四流古文家，非能治学者，想更不足观也。吾发心著《清儒学案》有年，常自以时地所处窃比梨洲之故明，深觉责无旁贷；所业既多，荏苒岁月，未知何时始践夙愿也。
学史之中，亦可分析为专门，或专叙一地学风，或专叙一学派传授分布。前者如《北学编》《洛学编》等是，后者如邵念鲁廷采之《阳明王子及王门弟子传》《蕺山刘子及刘门弟子传》即其例。学派的专史，清代有两名著：其一为李穆堂绂之《陆子学谱》，貌象山之真；其二为戴子高望之《颜氏学记》，表习斋之晦，可谓振裘挈领，心知其意者矣。
文学美术等宜有专史久矣，至竟阙然！无已，则姑举其类似者数书。一、阮芸台之《畴人传》四十六卷，罗茗香士琳《续畴人传》六卷，诸可宝之《畴人传三编》七卷，详述历代天算学渊源流别。二、张南山维屏之《国朝诗人征略》六十卷，网罗有清一代诗家，各人先为一极简单之小传，次以他人对于彼之论评，次乃标其名著之题目或摘其名句。道光前作者略具焉。三、卞永誉之《式古堂书画汇考》三十卷，其画考之部，首为画论卷一，次为收藏法卷二，次论前代记载名画目录及评论之书卷三至七，次乃遍论三国两晋迄明画家卷八至三十，颇有别裁，非等丛钞，俨具画史的组织，宜潘次耕极赏之也。有鲁东山骏《宋元以来画人姓氏录》三十六卷，以韵编姓，实一部极博赡之画家人名辞典。此数书者即不遽称为文学史、美术史，最少亦算曾经精制之史料，惜乎类此者且不可多得也。
最近则有王静安国维著《宋元戏曲史》，实空前创作，虽体例尚有可议处，然为史界增重既无量矣。
（庚）史学家法之研究及结论
千年以来，研治史家义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刘子玄、宋郑渔仲与清之章实斋学诚三人而已。兹事原非可以责望于多数人，故亦不必以少所发明为诸儒诟病。顾吾曹最痛惜者，以清代唯一之史家章实斋，生乾、嘉极盛时代，而其学竟不能为斯学界衣被以别开生面，致有清一代史学仅以摭拾丛残自足，谁之罪也？实斋学说，别为专篇，兹不复赘。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所称“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唯封建与郡县组织既殊，故体例靡得而援焉。自汉以降，幅员日恢，而分地纪载之著作亦孳乳寖多，其见于《隋书·经籍志》者，则有下列各类：
一、图经之属。如《冀幽齐三州图经》及罗含《湘中山水记》、刘澄之《司州山川古今记》等。
二、政记之属。如赵晔《吴越春秋》，常璩《华阳国志》，失名《三辅故事》等。
三、人物传之属。如苏林《陈留耆旧传》，陈寿《益都耆旧传》等。
四、风土记之属。如圈称《陈留风俗传》，万震《南州异物志》，宗懔《荆楚岁时记》等。
五、古迹之属。如佚名《三辅黄图》，扬衒之《洛阳伽蓝记》等。
六、谱牒之属。如《冀州姓族谱》，洪州、吉州、江州、袁州诸《姓谱》等。
七、文征之属。如宋明帝《江左文章志》等。
自宋以后，荟萃以上各体成为方志。方志之著述，最初者为府志，继则分析下达为县志，综括上达为省志。明以前方志，今《四库》著录者尚二十七种，存目亦数十。《四库》例：宋元旧志全收，明则选择綦严，仅收五种，清则唯收当时所有之省志而已。然道、咸以后，学者搜罗遗佚，《四库》未收之宋元志续出重印者不少，以吾所见尚二十余种。入清，则康熙十一年曾诏各郡县分辑志书，而成者似不多，佳构尤希。雍正七年因修《大清一统志》，需省志作资料，因严谕促修，限期蒇事。今《四库》著录自李卫等监修之《畿辅通志》起至鄂尔泰监修之《贵州通志》止，凡十六种，皆此次明诏之结果也。成书最速者为《广东通志》，在雍正八年；最迟者为《贵州通志》，在乾隆六年。旋复颁各省府州县志六十年一修之令。虽奉行或力不力，然文化稍高之区，或长吏及士绅有贤而好事者，未尝不以修志为务，旧志未湮，新志踵起。计今所存，恐不下二三千种也。
方志中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以语于著作之林。虽然，以吾侪今日治史者之所需要言之，则此二三千种十余万卷之方志，其间可宝之资料乃无尽藏。良著固可宝，即极恶俗者亦未宜厌弃。何则？以我国幅员之广，各地方之社会组织，礼俗习惯，生民利病，樊然淆杂，各不相侔者甚伙。而畴昔史家所记述，专注重一姓兴亡及所谓中央政府之囫囵画一的施设，其不足以传过去现在社会之真相，明矣。又正以史文简略之故，而吾侪所渴需之资料乃摧剥而无复遗，犹幸有芜杂不整之方志，保存所谓“良史”者所吐弃之原料于粪秽中，供吾侪披沙拣金之凭借，而各地方分化发展之迹及其比较，明眼人遂可以从此中窥见消息，斯则方志之所以可贵也。
方志虽大半成于俗吏之手，然其间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者亦甚多。吾家方志至少，不能悉举，顾以睹闻所及，则可称者略如下。
康熙《邹平县志》马宛斯独撰，顾亭林参与。
康熙《济阳县志》张稷若独撰。
康熙《德州志》顾亭林参与。
康熙《灵寿县志》陆稼书为知县时独撰。
乾隆《历城县志》周书昌（永年）、李南涧（文藻）合撰。
乾隆《诸城县志》李南涧独撰。
乾隆《宁波府志》万九沙（经）、全谢山参与。
乾隆《太仓州志》王述庵（昶）独撰。
乾隆《鄞县志》钱竹汀参与。
乾隆《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俱戴东原参与。
乾隆《松江府志》《邠州志》《三水县志》俱孙渊如主撰。
乾隆《偃师县志》《安阳县志》，嘉庆《鲁山县志》《宝丰县志》《郏县志》俱武授堂（亿）主撰。
乾隆《西宁府志》《乌程县志》《昌化县志》《平阳县志》俱杭大宗（世骏）主撰。
乾隆《庐州府志》《江宁府志》《六安州志》俱姚姬传（鼐）主撰。
乾隆《宁国府志》《怀庆府志》《延安府志》《泾县志》《登封县志》《固始县志》《澄城县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俱洪稚存主撰。
乾隆《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俱章实斋独撰。
乾隆《天门县志》《石首县志》《广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俱章实斋参与。
乾隆《富顺县志》段茂堂为知县时独撰。
乾隆《朝邑县志》钱献之（坫）主撰。
嘉庆《广西通志》谢蕴山（启昆）为巡抚时主撰。
嘉庆《湖北通志》乾隆末毕秋帆为总督时主撰，章实斋总其事，但今本已全非其旧。
嘉庆《浙江通志》，道光《广东通志》《云南通志》皆阮芸台主撰。《广东志》，陈观楼（昌齐）、江子屏（藩）、谢里甫（兰生）等总纂。
嘉庆《安徽通志》陶云汀（澍）主撰，陆祁孙（继辂）总纂。
嘉庆《扬州府志》伊墨卿（秉绶）倡修，焦里堂、姚秋农（文田）、秦敦夫（恩复）、江子屏等协成。
嘉庆《徽州府志》夏朗斋（銮）、汪叔辰（龙）合撰，龚自珍参与。
嘉庆《凤台县志》李申耆（兆洛）为知县时独撰。
嘉庆《怀远县志》李申耆主撰，董晋卿（士锡）续成。
嘉庆《禹州志》《鄢陵县志》《河内县志》洪幼怀（苻孙）主撰。
嘉庆《长安县志》《咸宁县志》董方立（祐诚）主撰。
嘉庆《郯城县志》陆祁孙主撰。
道光《湖广通志》林少穆（则徐）总裁，俞理初（正燮）总纂。
道光《陕西通志》蒋子潇（湘南）参与。
道光《雷州府志》《海康县志》陈观楼独撰。
道光《兴文县志》《屏山县志》《大足县志》《泸溪县志》张介侯（澍）为知县时独撰。
道光《武冈府志》《宝庆县志》邓湘皋（显鹤）独撰。
道光《南海县志》吴荷屋（荣光）主撰。
道光《河内县志》《永定县志》《武陟县志》方彦闻（履篾）主撰。
道光《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兴义府志》《安顺府志》邹叔绩（汉勋）主撰。
道光《新会县志》黄香石（培芳）、曾勉士（钊）合撰。
道光《济宁州志》许印林（瀚）独撰。
道光《泾阳县志》蒋子潇主撰，刻本多改窜。
咸丰《邳州志》《清河县志》鲁通甫（一同）主撰。
咸丰《遵义府志》莫子偲（友芝）、郑子尹（珍）合撰。
同治《江西通志》董觉轩（沛）总纂。
同治《苏州通志》冯林一（桂芬）主撰。
同治《南海县志》邹特夫（伯奇）、谭玉生（莹）主撰。
同治《番禺县志》陈兰甫主撰。
同治《江宁府志》汪梅村（士铎）主撰。
同治《湖州府志》《归安县志》陆存斋（心源）主撰。
同治《鄞县志》《慈溪县志》董觉轩、徐柳泉（时栋）合撰。
光绪《畿辅通志》黄子寿（彭年）总纂。
光绪《山西通志》曾沅甫（国荃）总裁、王霞举（轩）总纂。
光绪《湖南通志》郭筠仙（嵩焘）、李次青（元度）总纂。
光绪《安徽通志》何子贞（绍基）总纂。
光绪《湘阴县图志》郭筠仙独撰。
光绪《湘潭县志》《衡阳县志》《桂阳县志》俱王壬秋（闿运）主撰。
光绪《杭州府志》《黄岩县志》《青田县志》《永嘉县志》《仙居县志》《太平续志》俱王子庄（棻）主撰。
光绪《绍兴府志》《会稽新志》俱李莼客（慈铭）主撰。
光绪《湖北通志》《顺天府志》《荆州府志》《昌平县志》俱缪小山（荃孙）主撰。
宣统《新疆图志》王晋卿（树柟）总纂。
民国《江阴县志》缪小山主撰。
民国《合川县志》孙亲石（森楷）独撰。
以上诸志，皆出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吾不过随举所知及所记忆，挂漏盖甚多，然亦可见乾嘉以降，学者日益重视斯业矣。
方志之通患在芜杂。明中叶以后有起而矫之者，则如康海之《武功县志》，仅三卷，二万余言；韩邦靖之《朝邑县志》，仅二卷，五千七百余言，自诧为简古。而不学之文士如王渔洋、宋牧仲辈震而异之，比诸马班。耳食之徒，相率奉为修志模楷，即《四库提要》亦极称之。又如陆稼书之《灵寿县志》，借之以昌明理学，而世人亦竟誉为方志之最良者。乾隆以前一般人士对于方志观念之幼稚误谬，可以想见矣。注意方志之编纂方法，实自乾隆中叶始。李南涧历城、诸城两志，全书皆纂集旧文，不自著一字，以求绝对的征信。后此志家，多踵效之。谢蕴山之《广西通志》，首著叙例二十三则，遍征晋唐宋明诸旧志门类体制，舍短取长，说明所以因革之由。认修志为著述大业，自蕴山始也。故其志为省志模楷，虽以阮芸台之博通，恪遵不敢稍出入，继此更无论。余如焦里堂、李申耆集中，皆有专论修志体例之文，然其间能认识方志之真价值、说明其真意义者，则莫如章实斋。
实斋以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而不能得所藉手以独撰一史，除著成一精深博大之《文史通义》，及造端太宏未能卒业之《史籍考》外，其创作天才，悉表现于和州、亳州、永清三志及《湖北通志》稿中。“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实斋关于斯学之贡献，首在改造方志之概念。前此言方志者，为“图经”之概念所囿，以为仅一地理书而止。实斋则谓方志乃《周官》小史、外史之遗，其目的专以供国史取材，非深通史法不能从事。概念扩大，内容自随而扩大。彼乃著《方志设立三书议》，谓：“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彼晚年应毕秋帆聘，总鄂志局事，即实行其理想，分泐《湖北通志》《湖北掌故》《湖北文征》三书，彼又以为“志”须继续增修，而资料非随时保存整理，则过此将散失不可复理，于是倡议各州县设立志科，使文献得有所典守而不坠，而国史取材，亦可以有成式而免参差芜猥之患。又晰言省志与府志、府志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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