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耳。此皆人事，于人地之故，概乎未之有闻也。余意于疆域之前，别添数条，先以诸方之北极出地为主，定简平仪之度，制为正切线表，而节气之后先，日食之分杪，五星之凌犯占验，皆可推求。以简平仪正切线表为一，则诸方之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岭南之梅，十月已开；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烂漫。无论梅矣，若吴下，梅则开于惊蛰，桃李放于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也。……今于南北诸方，细考其气候，取其确者，一候中不妨多存几句，传之后世，则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微矣。余在衡久，见北风起，地即潮湿，变而为雨，百不失一，询之土人，云自来如此。始悟风水相逆而成雨。燕京吴下，水皆东南流，故必东南风而后雨；衡湘水北流，故须北风也。然则诸方山川之背向，水之分合，支流何向，川流何向，皆当案志而求，汇成一则，则风土之背正刚柔，暨阴阳燥湿之征，又可次第而求矣。诸土产，此方所有，他方所无者，别为一则，而土音谱合俚音谱共为一则，而其人情风俗之征，皆可案律而求之矣。然此非余一人所能成。余发其凡，观厥成者望之后起之英耳。《广阳杂记》卷三，叶四十九
继庄书除《广阳杂记》五卷外，片纸无存，其地理书恐亦未成一字。然观以上所论，则其注意于现代所谓地文学与人生地理学，盖可概见。彼盖不以记述地面上人为的建置沿革为满足，进而探求“人地之故”——即人与地相互之关系，可谓绝识矣。继庄好游，不让霞客。《鲒埼亭集》有记刘继庄遗事一则云：“……万先生（季野）与继庄共在徐尚书（健庵）邸中。万先生终朝危坐观书，而继庄好游，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归而以所历告之万先生。万先生亦以其所读书证之，语毕复出。……”而所至皆用实地调查之功，《杂记》中所记气候、地形、物产，影响于人类生活之实例，是自亲历目验者颇多，皆所谓“人地之故”也。要之，继庄之地理学虽未有成书，然其为斯学树立崭新的观念，视现代欧美学者盖未遑多让。惜乎清儒佞古成癖，风气非一人能挽，而三百年来之大地理学家，竟仅以专长考古闻也。
清儒之地理学，严格的论之，可称为“历史的地理学”。盖以便于读史为最终目的，而研究地理不过其一种工具，地理学仅以历史学附庸之资格而存在耳，其间亦可略分三期：第一期为顺康间，好言山川形势阨塞，含有经世致用的精神；第二期为乾嘉间，专考郡县沿革、水道变迁等，纯粹的历史地理矣；第三期为道咸间，以考古的精神推及于边徼，寖假更推及于域外，则初期致用之精神渐次复活。
顾亭林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实为大规模的研究地理之嚆矢。其《利病书》自序云：“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是其著述动机，全在致用；其方法则广搜资料，研求各地状况，实一种政治地理学也。惜其书仅属长编性质，未成为有系统的著述，且所集资料，皆求诸书本上，本已不甚正确，时过境迁，益为刍狗，即使全部完整，亦适成其为历史的政治地理而已。
清代第一部之考古的地理书，端推顾景范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百三十卷。景范著此书，二十九岁始属稿，五十岁成，二十余年间，未尝一日辍业。其书前九卷为历代州域形势；后七卷为山川源委及分野；余百十四卷则各省府州县分叙。每省首冠以总序一篇，论其地在历史上关系最重要之诸点，次则叙其疆域沿革，山川险要，务使全省形势了然。每府亦仿此，而所论更分析详密。每县则纪辖境内主要之山川关隘桥驿及故城等。全书如一长篇论文。其顶格写者为正文，低格写者为注，夹行写者为注中之注。体裁组织之严整明晰，古今著述中盖罕其比。
景范与徐霞客异，其所亲历之地盖甚少。然其所记载，乃极翔实而正确，观魏禧、熊开元两序，可见其概。魏序云：“北平韩子孺时从余案上见此书，瞪目视余曰：‘吾不敢他论。吾侨家云南，出入黔蜀间者二十余年，颇能知其山川道里。顾先生闭户宛溪，足不出吴会，而所论攻守奇正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见而足履之者，岂不异哉！’……熊序云：“余楚人，习闻三楚之要，莫如荆襄，又熟履其地，考往事得失。及令崇邑，知海外一区，为三吴保障。……罔非身履而知。今宛溪坐筹一室，出入二十一史，凡形势之险阨，道里之近遥，山水之源委，称名之舛错，正其讹，核其实，芟其蔓，振其纲。……”专凭书本上推勘考证，而能得尔许收获，可谓异事！固由其力精勤，抑亦有通识、能别裁之效也。然此种研究法，终不能无缺憾。故刘继庄评之曰：“《方舆纪要》诚千古绝作，然详于古而略于今。以之读史，固大资识力，而求今日之情形，尚须历练也。”《广阳杂记》二景范自论其书，亦曰：“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耳。”又言：“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反愦愦焉，则见闻与传闻异辞者之不可胜数也。”彼盖深有感于地理之非实测不能征信矣。嘉庆间济宁许云峤（鸿磐）著有《方舆纪要考证》，辨正顾氏之舛漏颇多。凌次仲称许之。惜其书已佚。
景范之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而其价值在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其著述本意，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自序所言，深有隐痛焉。序中首述顾氏得姓之由，引《商颂》“韦顾既伐”文而申之曰：“后有弃其宗祀，献符瑞于仇雠之庭者，是则顾之罪人也。”又述其父临终遗命云：“尝怪我明《一统志》，先达称为善本，然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何怪今之学者，语以封疆形势，惘惘莫知，一旦出而从政，举关河天险，委而去之。……及余之身，而四海陆沉，九州腾沸。……嗟乎！园陵宫阙，城郭山河，俨然在望，而十五国之幅员，三百年之图籍，泯焉沦没，文献莫征，能无悼叹乎！余死，汝其志之矣。”上所述著作动机，可知其非徒欲垂空文以自见云尔。盖其书经始于顺治十二三年间。时永历尚存，闽郑未灭，仁人志士，密勿奔走谋匡复者，所在多有。此书之作，则三年畜艾之微意也。在今日海陆交通状况，迥异三百年前，其书自强半不适于用，然国内战争一日未绝迹，则其书之价值，固一日未可抹煞也。
若离却应用问题，而专就研究方法及著述体裁上评价，则在今日以前之地理书，吾终以此编为巨擘。若仿其成规，而推及军事以外各方面，斯可为踌躇满志之作矣。本书凡例末条言：“《周官·职方》，兼详人民、六畜、土宜、地利。……余初撰次历代盐铁、马政、职贡……等，寻皆散轶，病侵事扰，未遑补缀。其大略仅错见篇中，以俟他时之审定，要未敢自信为已成之书也。”据此知景范所欲撰著，尚不止此。彼卒年仅五十七，晚岁多病，未终其业也。
景范尝与万季野、阎百诗、胡朏明、黄子鸿等，同参徐健庵在洞庭山所开之《大清一统志》局事。盖景范、子鸿属草最多云。其后乾隆八年，统志始告成，其中一部分实采自《方舆纪要》，对勘可知也。乾隆末，洪稚存著《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五十卷，则《一统志》之节本，稍便翻览而已。
部州郡县之建置，代有革易，名称棼乱，读史者深所患苦。有两书颇便检阅者，一为康熙间常熟陈亮工芳绩所著《历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一为道光间武陵杨愚斋丕复所著《舆地沿革表》四十卷。陈书按古以察今，杨书由今以溯古。陈书以朝代为经，地名为纬。杨书以地名为经，朝代为纬，两书互勘，治史滋便，陈杨两氏皆无他种著述。陈之祖父为顾亭林友。《亭林集》中有赠亮工诗。其书至道光间始刻出，上距成书时百六十余年。杨书亦光绪间始刻出，上距成书时三十余年。而李申耆之《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二十卷，不用表体，纯依韵以编为类书，尤便检查。
郑渔仲有言：“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后之史家，主于州县；州县移易，其书遂废。……以水为主，……则天下可运诸掌。”地理书如《元和郡县》《太平寰宇》，以至《方舆纪要》《一统志》等，皆所谓主于州县者也。以水为主者，起于郦道元《水经注》，然其书太鹜文采，泛滥于风景古迹，动多枝辞，且详于北而略于南；加以距今千载，陵谷改移，即所述北方诸水亦多非其旧。于是清儒颇有欲赓续其业而匡救其失者。最初则有黄梨洲之《今水经》，惜太简略，而于塞外诸水亦多舛讹。次则有戴东原之《水地记》，造端甚大，惜未能成。洪蕊登谓已成七册，今孔葓谷所刻仅一卷，自昆仑之虚至太行山而止。次则有齐次风召南之《水道提纲》二十八卷，号称精审。其书以巨川为纲，以所会众流为目。其源流分合，方隅曲折，统以今日水道为主，不屑屑附会于古义，而沿革同异，亦即互见于其间以上《四库提要》语。乾隆间修《一统志》，次风实总其成。总裁任兰枝。凡勘定诸纂修所分辑之稿，咸委诸次风。此书即其在志局时所撰，盖康熙朝所绘内府舆图，经西士实测，最为精审，而外间得见者希。次风既有著述之才，而在志局中所睹资料又足以供其驱使，故为书特可观也。其专研究一水源委者，如万季野之《昆仑河源考》，阮芸台之《浙江考》等名著尚多。
河防水利，自昔为国之大政，言地理学者夙措意焉。然著作价值，存乎其人。顾景范《方舆纪要》凡例云：“河防水利之书，晚近记载尤多，浮杂相仍，无裨实用。”其最有名者，则归安郑芷畦元庆之《行水金鉴》一百七十五卷，是书题傅泽洪撰，盖芷畦在傅幕府为之纂辑，而遂假以名，如万季野之《读礼通考》假名徐氏矣。《四库提要》谓：“有明以后，此类著作渐繁。大抵偏举一隅，专言一水。其综括古今，胪陈利病，统四渎分合、运道沿革之故，汇辑以成一编者，莫若此书之详且善。……”盖芷畦与万九沙、李穆堂、全谢山为友，其于学所得深也。道光间黎世垿有《续行水金鉴》百五十八卷。董士锡亦有《续行水金鉴》，详今略古。戴东原亦有《直隶河渠书》百十一卷，盖赵东潜所草创，而东原为之增订。后为无赖子所盗，易名《畿辅安澜志》，刻于聚珍板云。自余类此之书尚多，其在学术上有永久价值者颇少，不具录。
清儒嗜古成癖，一切学问皆倾向于考古。地理学亦难逃例外，自然之势也。故初期所谓地理学家，胡朏明之得名，则以《禹贡锥指》；阎百诗之得名，则以《四书释地》；自余如亭林、季野，皆各有考古的地理书。雍、乾以降，则《水经注》及《汉书·地理志》实为研究之焦点。《水经注》自全、赵、戴三家用力最深外，综前清一代治此者，尚不下二三十家，其人与其书已略见校勘章。《汉地理志》之校补注释，亦不下二十家，略见史学章表志条，今皆不具述。若钱竹汀，若洪稚存，皆于研究郡国沿革用力最勤。自余诸名家集中，关于考证古水道或古郡国者，最少亦各有一二篇，其目不能遍举。其成书最有价值者，则如江慎修之《春秋地理考实》，程春海之《国策地名考》等。
因研究《汉书·地理志》，牵连及于《汉书·西域传》，是为由古地理学进至边徼及域外地理学之媒介。边徼地理学之兴，盖缘满洲崛起东北，入主中原。康、乾两朝，用兵西陲，辟地万里。幅员式廓，既感周知之必需，交通频繁，复觉研求之有借。故东自关外三省，北自内外蒙古，西自青海、新疆、卫藏，渐为学者兴味所集，域外地理学之兴，自晚明西土东来，始知“九州之外复有九州”。而竺古者犹疑其诞。海禁大开，交涉多故，渐感于知彼知己之不可以已，于是谈瀛之客，颇出于士大夫间矣。盖道光中叶以后，地理学之趋向一变，其重心盖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
以边徼或域外地理学名其家者，寿阳祁鹤皋韵士，大兴徐星伯松、平定张石洲穆、邵阳魏默深源、光泽何愿船秋涛为最著。而仁和龚定庵自珍、黟县俞理初正燮、乌程沈子敦壵、固始蒋子潇湘南等，其疏附先后者也。此数君者，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
边徼地理之研究，大率由好学之谪宦或流寓发其端。如杨大瓢宾之《柳边纪略》，为记述黑龙江事情之创作，盖其父以罪编置此地，大瓢省侍时记其间见也。洪北江亦以谴谪成《伊犁日记》《天山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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