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关于诗我能有多少话可说呢。我只是写过一些（就我写诗的年数来说，那是太少了，而且大都是不好的）诗而已。我选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只是想通过关于我的写诗的经历来反映我的几个阶段的生活的侧影，也附带说明一下我是通过怎样长久的探索，才懂得了一点诗的道理，而这些道理原是极其平凡的。
一
我写出第一首像是诗的东西是在一九三六年。当时我是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参加了由几个也是中学生（其中有的是我的同学，有的是别校的）组织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规定每星期六聚会一次，而且每人要带一篇自己的创作去。我们认识一个销路少得可怜的报纸的副刊编辑，有稍稍像样的作品，就可以在那副刊上发表。我欢喜文艺，也热心于学习写作，但过去只是在一家报纸的儿童副刊上发表过两三篇作文。当我看到那几个只比我大一两岁、两三岁的刚认识不久的同伴，大都有一本自己已发表过的作品的厚厚的剪贴簿时，我是带着敬佩、羡慕的心情的。这对我是一种很大的冲击，使我更加积极地练习写作。当时我读到了臧克家的两本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也还读过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等人的诗。主要是在臧克家的影响下，我写出了第一首诗。当我羞怯地将它在读书会上交出时，没有得到好评，但受到了鼓励。第二次我交出的诗，终于在与我们有关系的那家报纸副刊上发表了。诗是这样的：
忧郁像一只小虫，静静地蹲在我的心峯。
不愿说也不愿笑，
脸上挂着一片生之烦恼。
生活像一只小船，
航行在漫长的黑河，
没有桨也没有舵，
命运贴着大的旋涡。
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在小足球场上消耗的时间比花费在课业上的时间要多，还没有真正走向生活，对将来有无数幻想，却写出一些这样低沉的语句来，现在看来真是可笑的。这是一个坏的开始：不是出自衷心的感受，而是为了——仅仅是为了要写作，而且是装模作样地摹仿别人的腔调写作，“为赋新词强说愁”。
但无论如何，我是从这里开始了我的文艺的道路。在这以后，我大胆得多，也更提高了写作的兴趣。不过后来主要是转向杂文了。这是由于鲁迅的影响。他当时用“晓角”的笔名（我们从笔调上认出了是他），以《立此存照》为题在《中流》杂志上发表了一些精悍的杂文，我的杂文的总题目就用了《恐口无凭》。此外我写过两篇短短的小说和几篇速写，也还继续写过几篇诗。可以说，也是从这里开始了我的生活道路。读书会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它主要是靠友谊结合起来的，人数不确定，成为核心的是五、六个人，多的时候到十多人。不仅仅是讨论文艺创作，也讨论时事和哲学，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就漫谈，扯闲天，甚至玩玩笑笑地打闹起来了。这是一群自命为进步的青少年，我们不仅阅读一些进步的文艺书刊，也还硬啃着《新哲学大纲》、《政治经济学教程》一类厚厚的社会科学书籍。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正从北方向南方开展，后来发生了“一二·九”运动。我们中的几个核心人物参与了武汉市救亡活动的组织工作，我们这一群人大都投入到了这一浪潮中，而且是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第一批成员。其中有几个被国民党逮捕，我也被学校开除，不得不转学到外县的一个中学去。这究竟是一群还没有成熟的青少年，在当时的进步的书刊的影响下面，也由于目睹了旧社会的一些黑暗和不平，有向上的要求，有爱国的热情，但都还有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烙印和习性。我们就在时代的风浪中成长，经受着锻炼和考验，后来有的随波逐流，有的落荒，有的更是堕落了，但更多的人则还是坚持着他们的道路，不断地在前进。我所结识的这一群友人和我参加的这一段活动，对我以后的道路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应该说我是有着一个较好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曾生长过一代革命者。后来在无论是怎样的情况下面，我都没有背离开始的方向。但由于始终没有能够克服自己的一些致命的弱点，我走得很慢，很艰难。如今回顾时，我发觉，在漫长的四十年后，我离我的起点并不远……
二
一九三八年，当武汉沦陷前几个月，我流亡到重庆继续上学念书。我广泛地阅读着一些文艺报刊，并未想到投稿，我认为自己还远没有达到向一些比较知名的报刊投稿的水平。我终于投寄出的第一篇稿件，的确是在“情不自禁”的情况下写出的。
在这里，我只能简单地谈一谈这一段故事：一九三九年的年初，一个和我同班的女同学突然提出要我和她一道到延安去。我立即就同意了。延安，这是当时一般倾向进步的青年所向往的革命圣地，我是动过好多次念头想去的。但当时我对她允诺的原因主要还是在她本身。我们共同参加校内校外的救亡活动，同台演过几次戏，有过一次长谈。从最初起，我对她就怀着一种隐蔽的感情，在当时的年龄，我是决不会向她倾吐什么的。然而，她大约也能够感受到。她是湖南人，有着爽朗、热烈的性格。她的提议使我感到意外而又惊喜。于是我们悄悄地着手一些准备工作。我去找一些关系，而她以生病为借口请假离校住在外面。事机不密，这件事被一个三青团员向校方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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