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桓公）年轻，所以我代他为国君，我不久便把君位交还给他。我已派人在菟裘这地建筑房屋，打算在那儿过老。”这更表明隐公无意于留恋君位，这杀证据之四。由此足以说明《左传》之说隐公代桓公摄行政治，完全是当时史实，鲁太史因此不书隐公即位。这种说明“书法”之处很多，这不过是一例罢了。
第二种方式是，用事实补充甚至说明《春秋》。鲁隐公实是被杀而死。羽父求隐公杀桓公，隐公不同意，并且表示本心，但隐公太不警惕了，对羽父这样的坏人未加处置。羽父反而害怕，因此向桓公挑拨，这样，隐公被暗杀，并且使某些无辜者作了替罪羊。而《春秋》只写“公薨”二字，好象是病死的。《左传》便把这事源源本本叙述出来。
第三种方式是订正《春秋》的错误，如襄公二十七年《春秋》：
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传》则是：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下略）
“日有食之”是当时习惯语，等于今天说“日蚀”。《春秋》和《左传》只有一字之差，《春秋》是“十二月”，《左传》是“十一月”。《左传》有一条例，杜预叫做“传皆不虚载经文”。意思是《左传》作者，如果对《春秋》经文某些条文没有补充、修改或说明，便不为这条经文立传，所以《左传》中有不少经文没有传文。这一条传文，则是《左传》作者订正《春秋》经文的错误。根据古代天文历法家，如后秦姜岌（姜岌是世界上第一位能追算日食并发现蒙气差的天文学家）、元代郭守敬（郭守敬是元代大天文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家）等人的计算，实是十一月乙亥朔入食限，根据今法计算，这是当时公历十月十三日的日全蚀，乙亥朔应在周正十一月，日蚀就在这天。《春秋》作“十二月”，可能是当时的笔误，也可能为后人的误钞，而《左传》作者根据更可靠的资料改订为“十一月”。
第四种方式是，《春秋》经所不载的，《左传》作者认为有必要写出来流传后代，于是有“无经之传”。《左传》开头便写了“惠公元妃孟子”一段，这本是和“元年春王正月”相连结为一章的，因后人分经之年，每年必以“元年春”开始，有时便截断上下文，把“元年春”的上文截置于上年的传尾。这一段也是如此，还不能算是“无经之传”。以隐公元年论，《春秋经》共七条，都有《传》；《传》有十四条，有七条是“无经之传”，而且传文都说明太史所以不书于《春秋》的缘故，这些都是对《春秋》史料阙失地补充。《春秋》经文仅一万六千多字，除掉无传之经，还不足一万字，而传文则有十八万多字，绝大多数是叙述史实的，而且行文简练含蓄，流畅活泼；描写人物，千姿百态，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既是较可信的史料，又可作为文学作品欣赏，如果没有《左传》，《春秋》的价值便会大大下降。例如鲁庄公二十六年《春秋经》：“曹杀其大夫。”僖公二十五年经又书：“宋杀其大夫。”这两条都没有传来说明或补充，那么，杀者是谁，被杀者又是谁，为什么被杀，其经过如何，一切无法知道。杜预作注，也只得说，“其事则未闻”。无怪乎东汉初桓谭在《新论》中说：
《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这是《经》待《传》而明的例子。也有《传》待《经》而明的例子。如成公十七年《经》：
夏，公会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伐郑。
《传》却说：
公会尹武公、单襄公及诸侯伐郑，自戏童至于曲洧。
《传》仅说“诸侯”，如果没有《经》所记载的“晋侯、齐侯”等，离开了《经》，谁也不知道“诸侯”是哪些国君。桓谭说《经》不能离开《左传》；其实，《左传》也不能离开《春秋经》。
由此，可以得一结论：《左氏传》是“传”《春秋经》的。它和《春秋经》相结合，正如桓谭所论，好比衣服之有表有里，不过它的“传”《春秋》是根据大量可靠史料来补充、甚至订正《春秋》脱露和错误的，也有说明“书法”的，不像《公羊传》《谷梁传》多逞臆说罢了。
第三节 《左传》著作年代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左氏春秋》（即《左传》）成于左丘明，西汉初的严彭祖甚至说，孔丘和左丘明一同到周王朝看所藏史料，一个作《春秋经》，一个作《左氏传》（见《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孔颖达《正义》引沈氏说），这些话虽然是西汉人说的，却不能相信。左丘明这个人，见于《论语·公冶长篇》：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慝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孔丘引左丘明以自重，说明其人至少和孔丘同时，年龄或许还大于孔丘。可是《左传》最后记事到鲁哀公二十七年，最后一段说明智伯被灭，还称赵无恤为襄子，足以说明《左传》之作在赵无恤死后。智伯被灭距孔丘之死已经二十六年，距赵襄子之死已经五十三年。孔丘活到七十二岁，假若左丘明和孔丘同年，赵无恤死时他已一百二十五岁，怎么还能著书？
根据上文说楚威王太傅铎椒曾经采择《左传》作《抄撮》，那在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末年）以前《左传》便已流行，《左传》当完成于公元前329年以前。闵公元年《左传》说：
（上略）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赐毕万魏，以为大夫。…… 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
初，毕万筮仕于晋，……辛廖占之，曰：“吉。…… 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毕万本是周代毕国的后代，到他本人，早已为衰微，沦为一般自由民。到此时，刚到晋国做官，得到魏邑的赏赐，职位为大夫。《左传》作者说毕万所占得的卦是“公侯之卦”，他的后代一定会“复其始”，意思是恢复为国君。《左传》作者好讲预言。预言灵验的，便是《左传》作者所目见耳闻的；不灵验的，便是预测错了，他未尝料想到的。他的毕万之后代一定昌盛而恢复为公侯，证明他曾见到魏文侯为侯，却不曾见到其后称王。那么，由此可以推测，《左传》作于周威列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即魏斯称侯以后。
《左传》作者不可能是左丘明，因此，我们不纠缠作者为谁的问题。但著作年代却在战国初年，公元前403年以后。
宣公三年《左传》说：
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这里有个问题：周的世数和年数应从文王计算起，还是从武王灭纣后算起，还是根据这段文字从成王定鼎算起。我认为“成王定鼎于郏鄏”，只是说明卜世卜年的时间和背景，而卜世卜年应该包括周王朝所传之世、所得之年，至迟应该从武王算起。《晋书·裴楷传》说：“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数多少。”这也是从西晋开国计算起，正和成王卜世相类。《汉书·律历志》说：“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岁。”西、东周总共三十四王，《律历志》说“三十六王”，是把东周的哀王和思王计算在内。若说卜世三十，到安王便已三十王。安王末年（二十六年）为公元前376年，东周年代近四百年，加上西周约三百年，《左传》成书年代很难到周安王年代。我们可以大胆推定，《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3年以后，公元前386年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
第四节 怎样读《左传》
《春秋左氏传》是一部重要典籍，研究先秦史者固然必须读它，研究先秦文学者也一定要读它。但它所包内容比较丰富，某些地方不大容易理解。从西汉贾谊作《春秋左氏传训故》以来，便不断有人替《左传》作注释，但在西晋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以后，以前那些注释《左传》的书都已先后亡佚。杜预作《集解》时，还见到十多家注解《左传》的书，也曾采用西汉末刘歆、后汉贾徽、贾逵父子、许淑、颖容之说，为什么没有采用当时尚存的服虔《春秋左氏传解》（见《后汉书·儒林传下》）呢？孔颖达《正义》认为“服虔之徒，殊劣于此辈（指上文刘、贾、许、颖五家），故弃而不论也”。杜预作《集解》，的确费了很大功力。他自称有“左传癖”。他作《集解》之外，还有《春秋释例》、《春秋经传长历》当书，可惜都已散佚，《春秋释例》，《永乐大典》中尚存三十篇，其余则仅存于孔颖达《正义》的引文中。《春秋左传注疏》是《十三经注疏》之一，今天还有参考价值。
杜预以后还有一些关于《左传》的著作，但比较完善的却没有。清洪亮吉《左传诂》，着笔不多，有意排斥杜预的注释，而引用贾逵、服虔之余说较多，谈不到通释《左传》。刘文淇有意作《春秋左氏传》新疏，可惜他和他儿子、孙子几代用功，还仅写到襄公初为止。而且从今天看来，难以使人满意。一则为他们所处时代所限制，缺乏科学性；二则刘氏过于相信《周礼》，用《周礼》来套《左传》，往往龃龉不合，反而不如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往往能够求学术之真。
最近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已经出版，和《春秋左传注》相配合的有沈玉成的《左传译文》（已出版），杨伯峻的《春秋左传词典》也即将出版。这是目前通释《春秋左传》的一部较有功力的书。作者广泛采取古今中外有关春秋一代历史的研究成果，加以己意，务求探索本意，不主一家之言。尤其重视更可靠的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地下发掘文物等加以印证，是一部较好的《春秋左氏传》注本。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