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在革命时受没收，小资产阶级又因公有大生产之极端发达而消灭，全社会皆成自由的劳动者——阶级消灭，国家政府亦随之消灭——无政府。
（2）元首制：
元首制最早发现于宗法社会之家长。人类劳动生产的过程，渐渐得经验的（偶遇的）智识——新式的劳动工具。老年人的智识既纯由经验得来，还不能分析，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只能托之神秘祖德——便渐成传授智识的专利者。再则，生产量既增多，生产工具又进步，便因分工协作及储蓄生产品而社会需要集权的“生产劳动之组织者”——家长。这时期大家庭或村社的共产制还存在；所以家长或社长的统治还不是纯粹政治的，而是靠年老尊长的威信（孟轲所谓“曰德、曰齿”）。
家长因为操有分配族中生产品之权，渐能享有余剩生产品——初与他族交易；再则，各族或部落互相接触，各求扩张土地或争夺土地，遂有军事发生，熟练军事技术。因此，交易及战争便增高家长的权力，渐渐变成所谓酋长。管理生产及组织军事的技术亦都是根据于偶然遇见的经验及天生的壮健肢体——族长及酋长每每自以为是神或神子，受部下的敬礼尊崇；其实是大家因同处一经济单位内，智识技术既不及他，要进行生产及防护自族又不得不服从他；所以元首制便渐渐的有神权的色彩。
酋长制之下生产渐发达，农业渐固定；农奴制度日渐形成，战争俘虏对于生产已经有用；土地占有既渐确定，手工业及商业交易也有发生的机会。于是封建制度兴而成阀阅制的社会：土地的占有形成贵族阶级，智识上宗教与军事的分化形成僧侣或儒士阶级，脱离农奴地位的手工业者及商人、小农已经形成“原始的”资产阶级（“第三阶级”）。——其实贵族、儒士及商贾、工匠、农民的相对关系并非严格的“社会阶级”的意义，而是阀阅——身分不同。当时经济上占优势的始终还是贵族之农奴制的农业经济（非自由的小农）。此种农业经济当初全赖贵族（以前的酋长）以武力掠得土地。然而技术程度还很低，不得不将夺得的土地分裂成许多小生产来经营（分封土地）；或者虽然征服别人，而经济上不能兼并，只能行政治上的辖治。因此，一方面封建制度成立，贵族之间出现君主——做诸侯的元首；别方面各贵族诸侯在自己的“采邑”或“国度”内做农奴及士农工商的元首。
商业资本时代，贵族衰落——许多小元首渐渐消灭，君主一尊的制度出现，以个人代表全社会的小资产阶级，所谓“民族的资产阶级”（上面已经详论，不再重复，下同）。
工业资本兴起——君主受大资产阶级的限制或颠覆，于是代表制与元首制渗合，成所谓君主立宪制或总统立宪制。其实君主或总统自己也渐成公司股东或者大企业家。
财政资本发达之后——君主或大总统成了大银行家或投机事业家，或者呢，做大资本家的“最高佣仆”。
资本阶级的社会永久不能抛弃形式上的个人元首制；资产阶级革命（英一六四八年、法一七九三年）曾斫掉过“元首之首”，然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始终保存这元首制。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内部必然自相竞争，大资产阶级要“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元首做傀儡或做调人。无产阶级革命方才永绝个人元首制，而代以无产阶级的集体独裁制。
共产主义的发展必定完全消灭阶级及政治制度，更不用说个人的元首制了。
那时的社会里，绝对用不着治人的机关，而只要治物的机关。
政治制度变更的形式大概如此：无处不和社会的阶级关系相适应；而社会的阶级结构又为经济关系及生产力的发展及变更之结果。生产力及经济关系变易的影响，使各阶级在社会生产里的作用及优势互相更迭；于是发生革命而政治制度变革——统治阶级相更调。
政制变革之动力及民权之意义 资产阶级的学者往往以为政治制度自成系统，和物质的经济基础绝无联系；即使承认政制变革有动因，也先向所谓“政治理想”、“社会心理”里去找。其实政治理想及社会心理虽然是政制变革的“助缘”，却不是“动因”。旧社会里新阶级的势力膨胀，自然创造自己阶级斗争的“精神工具”：发现新政治理想，鼓励群众的社会心理；凡此一切都不过新阶级取得政权的预备，——革命工具不完备，当然革命难以成功，所以政治理想及社会心理当然是革命及其他变革的必要的助缘。然而这种社会变革的动因——根本动力，在于物质生产所涌出来的新阶级；假使没有这物质条件，什么新政治理想也不能有。资产阶级的学者及“准学者”因不懂得社会是什么，所以说：（1）教育程度对于民主制度是必需的，教育可以转变社会；（2）民主制度会生流弊的，所以要想出种种防弊的制度。
这两句话都可以算对的，可是没有见根本原因。实际上民众若真能革命，认识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的教育程度可以在参加政治的革命运动的过程里渐次增高的，决不在于坐在教室里才算受教育；况且在旧统治未崩坏以前，一切教育机关都在旧治者阶级手里，受着教育同时就受着蒙蔽，不能有正确的政治观点。旧统治未崩坏以前，社会的生产量，因治者阶级只顾竞争私利及经济上的无规划的状态，决不能达到当有的发达程度，所以虽愿受教育而为经济所限的总是大多数民众。
至于制度问题，固然一种组织自有他的技术，好象机器一样，要配得得法，方才合用，然而根本问题不解决，剥削阶级不受镇压辖治，无论什么创制、复决、召回、监察等办法里，他们有经济力量及政治组织（党），又有历史上遗传下来的旧观念及“舆论”足以蒙蔽群众——无论怎样防弊，弊根不去，利于作弊的人总找得着作弊的新手段的。资产阶级的学者及“准学者”又以为政制史是民权伸张史——“你看，参政权一天一天扩大了！”这都是当面说谎，看上文已很明了，不再重复。所谓民权，当然不错，是在扩张。然而扩张的原因在于阶级力量；假使资产阶级的国家内无产阶级的政党选举能以偶然得利，那么，这是阶级斗争的胜利，而不是阶级妥协。
民权的伸张对于资产阶级，往往在初期只要限制王权，随后限制总统，限制内阁，一切复决等制完全是枝枝叶叶的限制办法。真正大多数劳动民众的政权，第一当从那种消极的限制办法进于积极的建设办法：议事机关当渐变成办事机关——处置一切，规划经济政策；第二当根本扫除弊端的主要根源——剥夺资产阶级（民敌）的一切公权。或且有人以为那些枝叶的防弊办法想周到了，便可以变成“全民政治”；其实“民”是对政府而言，假使绝对全体社会都成劳动平民，都成治者，那时所治的已经是“物”而不是“人”——根本上已无政治可言。政治和全民二者，根本上不相容。
只有大多数劳动者对少数资本家之独裁制，能以政治能力改造经济、普及教育、提高技术；如此改进生产组织，使机器大生产遍于各业，——私有生产资料和工具决不可能；同时运输技术日益完善——分配极容易：各业各地的生产都受规画，使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相适合——分配时当然不需商业，不需交易。
那时文化艺术尚且充分发展，教育学术等当然极其完美。每人只按照统计局分配的劳动时间到大工场、大农场及电气站或运输机关去，平均每天做三四小时指挥机器的工作，其余的时间可以用之于艺术及科学生活。那时的生产量非常增多，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类都成智力体力兼备的劳动者——没有阶级，没有国家和政府，便无所谓“民”，当然更无所谓政治了！真正“平等，自由，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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