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不再到波斯去，却要参加一个军事探险队到帕米尔去，研究研究阿富汗边界的情形。他想到此行所能看见的沙漠，希马拉雅山，这是多么的好玩！但不幸在招兵站的那位嬉皮笑脸的医生却说他的体格不合，说他的肺部是穿孔的，而且在他的一个小腿上还有扩张血管的毛病。于是他的一团高兴竟被浇着一盆冷水。他的肺部所以有穿孔，关于此事的来历，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想读者还能记得。讲到他的一个小腿上的血管扩充毛病，至今还有时给他苦痛，叫他不得不睡在床上休养休养。遇着这种时候，他便回想到从前得到这个毛病的情形：
“我得到这个毛病，是在伏尔加河沿岸做码头脚夫的时候。我当时在二十岁左右，膂力强壮，常常用而有余。有一次我和几个伙伴们去游泳。我把衣服脱下，正在用脚伸入水里去尝试尝试的时候，有一位老脚夫对我喊道：
‘你看，阿勒赛：你毁了你的腿了，你看那个腿上的肿的地方。请你告诉我，你背起货物的时候，先用那一只脚向前走？’
‘右脚。’
‘难怪你的那只腿出了毛病了！你应该先用左脚向前走。唉，你就此完了：你永不能成为得力的脚夫了。咳！这是多么可惜啊！’”
这是高尔基得到腿痛的原因。他因为肺腿两病的妨碍，被那位检验体格的医生拒绝了。那时他刚巧认得帕米尔探险队中的一个军官，他把俄国的中部亚细亚形容得天花乱坠，并建议高尔基可往登记做地志组的义务员，答应替他布置一切官样文章的手续，可将考试展延，先行加入工作。不料几天之后，这个军官很觉难为情的告诉他，说官署里有存案，里面说他是个“政治的叛徒”，并责备高尔基不该对他掩藏这件事。这在高尔基听见了也深为骇异，因为从未料到，“中央蜘蛛”的那根“看不见的线”对沙皇的人民所设的天罗地网，竟有如此之周密！于此关于卜斯南斯基将军又得到另一个证明，证明他是个君子人而同时却是个宪兵队长。
这样一来，高尔基的另一梦想又成幻灭了。他只得在尼斯尼诺伏格拉暂谋栖止，在该处居然住了两年左右。在这两年里面，他所做的职务颇多：曾在一个潮湿的地窖里，于洗涤酒瓶及装置麦酒之外，还要将窖内的一桶一桶的酒推滚出来；做过售卖苹果酒小贩；又在一个蒸馏水公司里做过伙计，但后来却被赶了出来，因为他用拳头打死了老板娘的一只咬他的猎犬；最后他在一个律师名叫赖宁（A. I. Lanin）的事务所里担任书记。据高尔基说：“他（指赖宁）对于我的教育方面有很大的影响。他是一个学识渊博品性高尚的人物，我受他的益处，比受任何人的都来得多。”高尔基对于他所感激的人，往往推崇逾分，但是他对于赖宁的敬佩，只要看他把他的第一次的小说集写明为他纪念而发行——这小说集的发行是他的第一次的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功——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当高尔基陪着八个公牛向尼斯尼诺伏格拉进行的时候，别的旅客有他们的种种娱乐，而他最珍贵的一件东西却是他所带的一本笔记簿子，里面抄着他的抒情诗和他所自称的“一首散文和韵文的好诗《老橡树的歌》”。关于这几首诗，他后来照他平常的直率态度告诉我们说：“我不愿自欺，尤其是在那个时候，我自觉学识很有限，但是我却很诚实的自信确曾写了非凡的作品。我曾把十余年来所亲历的形形色色的，困苦艰难的生活所造成的感想，都收蓄在里面。我相信凡是读了我的诗的人，都要惊于我所告诉的事物之新颖；我所述的故事之真实，要使世界上一切人类看了为之惊心动魄；他们一读了之后，就要感觉到诚实的，纯洁的，和愉快的生活。我的欲望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没有过于这种效果以外的什么欲望。”
踌躇了好几个星期之后，高尔基带着他的诗去访问柯洛伦科，就是卜斯南斯基将军所推举的“不比屠格涅夫坏”的作家。在当时柯洛伦科的声誉已经横溢，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在政治上为主义而不惜牺牲的人物，同时知道他是个著作家。他曾被充军到西比利亚北部辽远的区域，当时刚由该处回来，他所著的小说《麦卡的梦》（“Makar's Dream”）仍脍炙人口，虽则当时他的著作已较前更有了进步。他生得矮矮胖胖的，曲卷着的胡子，淡褐色的眼睛，在当时俄国的文学界里是一位公认的最为群众所敬爱的人物。听到他的大名的人，不但要想到他是一位作家，尤其想到他的博爱的胸怀，无可怀疑的纯洁，以及热心助人的德性。他在小说里流露信仰和希望，这在俄国作者里面不多见，他也是其中的一位；但他却不是一位取悦于人的乐观者，也不是消极的不抵抗者，却是因为他深信人类有最后的善，所以对于他所认为人生的赘疣，作多年的奋斗。俄国的实际状况，充满了枪决，成见，专横，以及强权胜于公理的种种现象，都使他不得不起来抗斗，死而后已。此处所谓“死而后已”，却有其真实的意义，因为在他临终的时候，还替被压迫者主张公道，反抗特权的阶级——在此时系指胜利了的布尔希维克党人。他于一九二一年为尽瘁衰弱而死，死的时候，虽在俄国被封锁和饥荒的时期里面，苏维埃当局要对他特加优待，予以例外的医药上的照顾和粮食上的供给，他以自愿同甘苦，不愿独享优越的待遇，竟拒绝不受。
高尔基在他的自传里面，承认柯洛伦科对于他的文学上的成功有很大的助力。据他初次晤见柯洛伦科的印象，料不到在他死后，他（高尔基）会在自传上写下因自己在文学上的成功而念到他的助力的话。他初次晤见柯洛伦科把他的诗给他看的时候，给他批评得很厉害。他笑着指出了许多“笔误”，指出了一处又一处，高尔基后来追想当时的情形，这样的说过：“我当时看见他指出了许多笔误，简直汗颜无地，脸色一定是通红得如红热的煤炭一样。”柯洛伦科看出了他的窘状，便笑着说起当时有位文学家也曾犯了几个错误，这在他算是出于慰藉的意思。但是高尔基已窘得无以自容，不能再静听他说什么，也不能了解什么，他的唯一的欲望便是赶紧逃遁，逃出这个耻辱。他回去之后，闷闷不乐者好几天。
大约过了两星期之后，柯洛伦科把他的原稿送回来了，在稿件的卷夹上还注了这样的几句话：
“要由‘这篇歌’来判断你的能力，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我想你是有能力的。可就你曾经阅历过的事情写些下来，再送下给我看看。我不是一个韵文的评判者，你的歌我看了似乎不懂，虽则有几行是有精彩的。”
高尔基接到了这附简，他的“闷闷不乐”仍然不能消失。他不懂柯洛伦科所谓“就你曾经阅历过的事情写些下来”，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想，他在那首“歌”里所写下的东西，那有一件不是他曾经阅历过的呢？他觉得不高兴，觉得是受了侮辱。他抓着这本稿子往燃得热烘烘的炉子里一掷，从此他在尼斯尼诺伏格拉所余下的时间里，一句散文或韵文都不写，“虽则有时他很想写”。
但他虽然动了气不再去访柯洛伦科，而却不能忘却在这个城市里住着这位名闻遐迩的当代文学家。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六年间的尼斯尼诺伏格拉，简直是在他的大名之下存在着，大家想起这城市，就要想起他，因为居民中的各阶级以及政府当局都时常注意到他。他是个小说家，所办的月刊“Russkoye Bo-gatstvo”在当时俄国言论界又占很大的势力。没有社会上的罪恶能够逃出他的视线；他对于作恶者的追究和被牺牲者的伸雪，不知道有什么休息，也不知道有什么畏惧，在当时的政治统治之下，作尽量的宣传和救济。在知识阶级里面，柯洛伦科有一小群特别亲近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名称为“端严的哲学家会”。这里面的分子，差不多都有民粹派中人所有的学识，但是他们对于一般人民并不像民粹派中人之一味的唱高调，瞎恭维，却有分析的态度。因为这个缘故，柯洛伦科和他的这班朋友，很引起民粹派中一般党员的猜忌。
高尔基渐渐的注意到马克思的“铁的逻辑”（“iron logic”），并加入一个小小团体，专门研究并辩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当时的俄国，真正的马克思信徒的数量还有限，不为人所注重，远不及仍然占有很大势力的民粹派和过渡各时期中的英雄主义的倾向。到了那个时候，民粹派所主张的不自私的自我表现的个人英雄主义，己渐渐退化为专顾个人安全和自我享乐的虚伪的个人主义的倾向了。在这过渡的时期里，一般青年往往用一种取巧的诡辩以自文饰。他们把民粹派中所谓个人主义和马克思的“有定论”合并起来。他们这样的诡辩着说：“倘若进步是由历史的需要所定的，那末个人的努力是无效的，是用不着的了；这样看来，还是“让我们把手插在衣袋里，不必动心的吹吹调儿玩就行了”。在当时的俄国，有思想和受过教育的人是很有限的，这样消极的态度，便等于社会的停滞和个人的明哲保身主义了。高尔基对于这班青年以滑稽的诡辩来嘲笑“知识阶级的责任”，很感觉到不安。
他参加知识阶级中人的各种会议，静听了他们的热烈的讨论和不需要的猛烈的辩论，他愈益觉得心里的矛盾感想，无以自解。有一次在一个夏季的夜里，他坐在朝着伏尔加河的一个峭岩上面，忽觉有一个强壮的肩膀对他微微的推动一下，注视之后，才看见是柯洛伦科，他来坐在高尔基的旁边。高尔基乘此机会把他对于知识阶级的疑团和痛苦告诉他，说这班知识阶级对于本国实际情形的隔阂，和现实脱离了关系，并受一般国民的怨恨。柯洛伦科认为高尔基的观察是对的，但是他的结论却不这样的悲观。他以为无论在什么地方，知识阶级中人总常常和一般人民是分离的，但这种现象却是因为知识阶级总是跑在一般人民的前面，这就是他们的历史的使命。他说：“知识阶级好像是每次的酝酿革命的酵母，是每件新的建设的事业基础中的第一块石头。例如苏格拉底（Socrates，希腊哲学家），白鲁诺（Giordano Bruno，意大利哲学家），伽利略（Galileo，意大利天文学家及哲学家），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法国革命家），以及俄国的得申波里斯资（Decembrists，参加一八二五年十二月的暴动），伯牢夫斯卡亚（Perovskaya）和塞里亚波夫（Zhelyabov，民粹派实行恐怖政策者的领袖，和亚历山大第二的被刺有关），以及现在正在放逐中的饥饿的人，今天夜里正在俯首看书，准备为正义而奋斗，需要时当然还准备入狱的人——凡此等等都是人生最有生气的势力，都是人生最锐利最灵敏的工具。”他接着说道：“人类开始创造历史之日，正是第一知识分子初出现的时候；关于伯罗米修士（Prometheus）的神话，就是叙述他发明火的取得，由此使人类和野兽有了分别。”
柯洛伦科说时的口气异常诚恳，高尔基受着深刻的感动，他此时所受于他的训诲，好像所受于外祖母及卢默斯的一样，都是劝他不要把显明的缺点和判断的标准。他虽受了感动，但却仍未得到什么安慰。他此时心境之纷乱和烦闷，比在喀山的时代还要厉害。他此时比从前更感觉到一脑子塞满了许多的观念和印象，不能解决心里的矛盾感想，尤其缺乏的是一个公式，使他能用作根据，把思想现于行动，由此可以利用他所贮藏的精力。高尔基追述当时的情况，曾经这样的说过：“我并未曾受过在学校里所得到的训练；再说得正确些，就是我没有学得在学校里所学得到的思想的技术。我搜集了许多材料，这些材料都需要一番整理和组织的，但是要做这件工作，非有闲暇不可，这种闲暇却是我所没有的。一方面，我从书里看到了许多情形，为我所深信；在别一方面，关于现实的生活，我又有了相当的知识：这两方面的矛盾，我无法解释，是我感觉到异常苦痛的事情。我固然觉得自己比从前渐渐的聪明了些；但同时觉得上面所说的情况害了我自己：我好像一只胡乱载货的船，把船倾侧在一边去了。”
高尔基于是患着很严重的精神上的不消化病症。他在一篇幽默的见闻录，题为《哲学的罪恶》（“On the Evils ofPhilosophy”）的文章里面，曾经说起他和一位博学的学生尼柯雷（Nikolay）的谈话，对于他有了奇异的影响（尼柯雷偶然把尼采的著作零星的翻译些给他听）。尼柯雷依从他的请求，开始把哲学史讲给他听，但是在他讲到恩柏多克利（Empedocles）的人生观的时候，高尔基忽患着神经病，被幻觉所围困。他忽然觉得世界失却了系统，在他的眼前忽现着凌空的没有脸的人头，现着手掌，好像极大的蜘蛛似的树根，现着巨大的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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