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不得不在两条路之间选定一条：一方面有许多暴躁性急的同志们说出许多冠冕堂皇的语句，主张继续和德人战争，打到最后的一息；一方面，如不打下去，便须屈伏于所谓“猥亵”的条约铁拳之下。列宁毅然排除前一种的感情作用，认为是一种“革命的口头禅”，决定签字于后来在实际上仅成“废纸”的和平条约，藉此获得他所谓“暂息急喘的符咒”。
《新生活日报》为着此事，特著社评作严厉的评论，所用的题目是《无耻的尾声》。这篇社评里措辞非常激烈，有这样的几句话：“我们碰着了一团行险侥幸的人，这班人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为着要使得他们的行将灭亡的专制政治苟延残喘——能多延几个星期也好——便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已准备着最无耻地出卖本国和革命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以及不幸的俄国普罗列塔利亚的利益；他们凭藉这些不幸的俄国普罗列搭利亚的名义，在罗曼诺夫空下来的皇位上无恶不作，替他们的委托者准备着一个可怖的坟地。”在这篇社评发表后的第二天，索克哈诺夫接着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篇有署名的社评，说：“人民委员会的投降，是俄国革命的无耻自杀，是国际普罗列塔利亚革命运动的出卖。”结果该报被勒令停版八天，其先当局令该报主笔公开声明对于索克哈诺夫的意见不表同意，被该报拒绝，但过了八天之后，当局却仍肯发给再行出版的执照。可见这个时候苏维埃对于报纸的检查仍是办得马虎。在今日史太林的政府下面，就是对于本党的一切反对论调，也不稍顾恤的加以摧残，这种马虎的办法，在今日可谓是不能想象的了。当列宁在世的时候，他对于“家庭内”（within the family）的反对言论，还肯容忍；这个名词的意义，就是这样倔强的《新生活日报》，也被包括在里面。
《新生活日报》虽被当道所容忍，但是他们对该报不免含着怀疑和敌视的态度。无疑的，“高尔基”的这个名字，能使人对于许多“罪恶”加以宽恕：他的这个报所以不致于受到和其他非布尔希维克的出版物的同样命运，全靠他的已往的革命历史和一般民众对于他的崇仰。但终于因为高尔基自己在该报上所说的话过于直率，布尔希维克党的党人对于他发生了仇恨的心理。彼得格勒的小霸王薛诺维哀夫，他在危险最少的时候追随着列宁，一些没有列宁的伟大，此时却利用他的地位，要使一般民众看不起高尔基。他谴责高尔基，说高尔基用攻击布尔希维克作手段，藉此为布尔乔亚张目，问他有无胆量和他当众作公开的辩论。高尔基的答复说：“我不能答应薛诺维哀夫先生的要求。我不是一个演说家，我向来不喜欢现身于公众的前面，我也没有足够的机巧，和专以演说为业的雄辩家争胜……薛诺维哀夫先生说，我责难人民所犯的残忍粗暴等等行为，是意在取得布尔乔亚的欢心。这是粗鲁的极笨的诡计，但除了这诡计，从薛诺维哀夫一类的人，也不能希望有别的什么好事干出来。但有一件事却颇可惜，就是他不曾提及，在我责难人民几件暴行的时候，常告诉他们，工人们被雄辩家如薛诺维哀夫一类的人所腐化了……”薛诺维哀夫和高尔基间的斗争却不很平等，因为这位强有力的统治者对大众演说攻击高尔基，在这大众里面，只有一小部分读到高尔基在他的以叛逆著闻的报上所发表的文字。结果高尔基收到许多由一群一群工人和水手写给他的粗率的信，警告他要停止批评当道，否则他们要关闭他的报馆。这样的要求，在高尔基的笔头上徒然引起更猛烈的批评。甚至弄到有几次排字工人拒绝替《新生活日报》排印某几篇反对政府的文章，该报因此不能出版，或仅印出有限的份数，或虽印出，不得不大大的缩小。出身于平民的高尔基，此时竟被平民视为仇敌，他所处的地位可谓奇特。高尔基仍不肯屈伏，仍很倔强地继续奋斗下去，并宣言道：“为《新生活日报》工作的人们，曾经和匪徒及骗子的专制政治奋斗，但我们这样奋斗的目的，决不是要纵任野蛮人的专制政治来取而代之。”布尔希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竟因此老羞成怒，有意造谣，暗示《新生活日报》的经济来源之可疑。高尔基对此严加反驳，说明该报创办时有一位名叫古勒伯（E. Grubbe）的借给他二十七万五千卢布，此外他曾把自己由著作上得到的一部分酬金加入，最后他忠告《真理报》的一班人说道：“在一九〇一至一九一七年的中间，几十万卢布经过我的手，用于社会民主党的革命运动，我自己为这种革命运动而捐助的也有数万卢布，此外大部分的捐款都是来自布尔乔亚的腰包。当时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火花》，就是靠穆洛索夫的钱办的，他拿出这钱不是借款，却是捐助。现在你们对于《新生活日报》的卑鄙的诬陷，不但侮辱了我的报纸，也侮辱了你们自己啊。”
不能免的情形，最后终于要到来了。苏维埃俄罗斯受着内外的夹攻；一方面要应付外面的敌视的世界，一方面要应付内部的要来破坏新秩序的无数的企图。布尔希维克既为各党各派所遗弃和反对，无论在国内或在国外，都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他们决定用断然的态度来应付了。这样应付的方法等于和一切斗争。布尔希维克虽在数量上远不及他们的敌人，但他们却毅然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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