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自己曾经很坦白地说过，他从未正式加入任何政党。在革命运动里面，他不过是一个“同情者”——当然是一个很积极的“同情者”——用了他的时间，他的笔，他的金钱，和他的个人的自由（继续不断的警察监视，屡次入狱），来赞助俄国的革命运动。据说他的收入，自己用去的不到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用于资助各种的革命团体；不过他当初对于革命运动中的各党派，却是很宽大的同时兼容，所以竟同时赞助着布尔希维克，孟希维克，社会革命党，甚至于自由主义者。但是在他和民粹派中人分手之后，他的同情心已偏于列宁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他在距今三十年前（约在一九〇二年），就和《火花报》（“Iskra”）中一班人发生关系，这个报是当时尚在秘密行动中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也就是列宁的舌喉。他尽力帮助这个报，答应每年至少捐助五千卢布，能力充裕时还不止此数。他不但自己尽力赞助，还介绍有钱的热心朋友加入帮助他们。他和当时列宁的“财政总长”克拉辛（Leonid Krasio）很相熟，就把他的（高尔基的）一位有钱的朋友穆洛索夫（SavvaMorozov）介绍给克拉辛。穆洛索夫是莫斯科的一个百万富翁；莫斯科艺术剧院，革命党人，以及其他从事不为寻常富有的制造家所愿赞助的公共事业者，都把他视为“安琪儿”。在一九〇五年的十一月，高尔基创办了一个日报，名《新生活》，由玛利亚做经理，由闵斯基担任名义上的主笔，在实际上，自从第六期起，这个短命的日报就由列宁主编。
高尔基和列宁的亲密的友谊开始于一九〇七年，当时同在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伦敦会议。他在这个会议里，倾耳静听党中各派对于“党的统一”的最后企图作热烈的辩论。这个热烈的争辩是集中于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朴列哈诺夫，孟希维克的代言人；一方面是列宁，布尔希维克的领袖；托罗资基则夹在中间的地位。无论那一派胜利，这名义上的胜利还无关重要，尤其重要的事实是党的分裂从此时起更为明确，更无可挽回了。高尔基觉得对于列宁所主张的普罗列塔利亚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不和布尔乔亚的自由主义者作投机的妥协，十分的表同情。他觉得这两派的差异不仅仅在理论方面，依他对于现实的感觉，也愿附从列宁的简单的动力，不愿附从以渊博自负的朴列哈诺夫的不切实际的空论。
从此以后，他们两位——列宁和高尔基——继续不断的作热诚的通信，一直到高尔基于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回到俄国为止（中间有过一段时期中断了通信，详情见后）。列宁很敬慕高尔基的天才，并很乐意为着革命事业利用他的天才，假使革命事业不至害了他的天才。卢纳卡斯基，当时和高尔基同在喀普里，曾对列宁建议，请高尔基主持布尔希维克的机关报《普罗》（“Proletary”）的文艺栏，列宁复他的信里说：
“你的计划……很好，使我愉快极了。在《普罗》报上特辟文艺一栏，并交给阿勒赛（译者按，原文不写全名，系用简号A. M-ch，即Alexey Maximovich，高尔基的原名前两字），这正是我所梦想的事情。但是我怕，我很怕直接地建议这件事，因为我不知道高尔基自己在目前所做的工作的性质，也不知道他的工作的力量如何。倘若他所正在做的是伟大而严重的工作，那末我们另把别事来干涉和烦扰他，便是愚蠢，是罪恶，如果上面所说的那样新闻业的小事会妨碍他的工作的话。我对于这一点有很强烈的感觉。倘若你想，我们把党的工作请高尔基做，不至因此害了他（在党的方面诚然是要大得其益的），那末请你进行接洽吧。”
高尔基也有信给列宁，答应替《普罗》报写些小品文字，列宁也用回复卢纳卡斯基信的同一口气答复高尔基，劝他不可因此妨碍了他自己的“伟大的工作”。列宁始终关心高尔基的健康和文学的事业，他很乐意地接受了高尔基和玛利亚的延请，打算到喀普里去看他们。他答应一等到《普罗》报的事情可以布置妥贴，使他和克鲁勃斯盖亚（Krupskaya，即列宁的夫人）可以抽身的时候，就要离开日内瓦。他对于喀普里的这两位朋友信任心之深切，只须看一件事就很可以知道：他曾经写信给他们委托玛利亚替他组织，担任把《普罗》报偷运入俄的困难而危险的工作。高尔基的这位第二夫人（在自命敬教的纽约旅馆老板和新闻记者的眼里，是个姘头），是个机警多才而又精通数国语言文字的妇人，对于布尔希维克的组织方面，有很积极的和极有效用的贡献。
列宁对于高尔基的小说作家的天才，诚然是很敬慕，但是对于他的政治信仰是否坚定这一点，却很有怀疑。关于政治信仰这个方面，这位布尔希维克领袖是丝毫不肯马虎的。他写给他（高尔基）许多信，对于他在理论及实际各方面的空想，都加以严厉的责备。高尔基因为并未正式加入任何党派，所以对于革命的见解，大有宽洪大量之概，每主张各类的人和集体都应该合作。列宁对于这个兼收并蓄的态度却大不以为然，他在这些信里，有的时候出于温和的开玩笑的口气，有的时候很直率的，反对这种建议。列宁对于以前的同志之趋入歧途，有“理想主义”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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