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这个挑战。他们把全国置在战争的根据上面，把狄克推多制度行到极度的地步，把民主的种种权利的遗迹一扫无余，在这种种权利里面，尤其是言论自由。在这种状况之下，加上纸张和电力的缺乏，排字工人又时常捣乱，《新生活日报》终于不得不寿终正寝。
其实依高尔基的性格，他不是一位革命的政治家，乃是一位革命的文学家或文化家（Culturist）。当他这个报纸的拖延着的苦痛由停版而终了的时候，我们不禁感到高尔基在实际上好象释了重负似的。差不多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面，他把他的名义和责任，都为着这一件事业用，这种事业，在他只有烦恼，没有快乐。他所以还继续把着舵，不过是出于侠义的态度，在事实上倘若不是他来掌舵，这个《新生活日报》的一只好船早就沈没了，因为无论克伦斯基，或列宁，都因为此报的主持者是高尔基，故加以相当的宽容，否则没有一个能容忍该报的严厉讥刺的倔强态度。高尔基为着这个报的时常操心，反有妨碍于他的文学的工作和他的一般的文化工作。这个报停办之后，高尔基留在俄国的其余时间，都完全用于非政治性质的工作，那就是拯救，保存，和培养俄国的文化事业。关于这方面，我们将在下章有较详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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