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的表示。
乔治·桑的孩子们几乎没有变。索朗芝和她的丈夫在爱情与离异之间摇摆。他们因支付不了抵押的利息，法院根据债权人的请求和申诉，把纳博纳公馆贱价出卖了。女儿自己的陪嫁挥霍光了，母親仁慈地答应给她每年三千法郎的补贴。1849年5月，一个小女孩降生在卡西米尔的家里。她就是让娜·克莱森热。
莫里斯还是那样优柔寡断，仅有愿望而没有行动。他老是说要成家，但计划总是落空。
1850年12月21日，母親在信中对他说：“不对，你对结婚的看法，我并不认为是悲剧性的，不要以为我责备你的过去。”
她劝儿子，如果真想找妻子，要在巴黎把结交的范围扩大，并且深入到各种不同的团体里。“还有别的阶层：你愿意见见达古尔夫人吗？她接受伟大思想的最芳香的花朵。我们之间已经言和了。尽管我不愿常去她那里，但你可以去看看她。她会热情接待你的，因为她渴望和解，她有几个女儿，她会接待年轻人的。然后，新朋友再介绍新朋友……”
她特别要莫里斯经过认真的选择之后再做决定。这是很重要的事，不仅对莫里斯是这样，对她也一样。如果将来她和媳婦不和，就得离开诺昂。
根据她自己的经验，乔治·桑提醒儿子，只有一种方法可使夫妻幸福，这就是说要诚心诚意，而不是只有些游移模糊的想法。她劝人们要保持忠贞。这可能使人惊讶。但对爱情的忠贞却是她的一贯主张。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终生的苦役。
不久前，我就听你说，你认为不能永远爱一个人，也不能保证结婚后永不变心。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就不要结婚。因为那样你会成为戴绿帽的丈夫，那你是咎由自取。你得到的，不是个愚蠢的牺牲品，就是醋意十足的泼婦，或者你所瞧不起的骗子。
人们在相爱的时候，总是确信对爱情忠贞不渝。人们完全可能受骗，但是相信保持忠贞，立下山盟海誓，能坚持多久就能幸福多久。要是专一的爱情不能维持一生，至少有一段美好的时光，人们可能相信忠贞不渝的爱情。
在我看到你有自信心的时候，我就安心了。
莫里斯在诺昂吸引了很多和他年纪相仿的男青年，有画室的同伴，也有政治上的朋友。他们长期住在诺昂。乔治·桑把自己的生活同他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1850年以后，亚历山大·芒索升级为受宠的人，并且在诺昂留了下来。他使乔治·桑女士完全满意，她的政治偏见和模糊的母性都得到了满足。
芒索比乔治·桑小十三岁，长着一张漂亮的脸蛋，但身子单薄，肺也不太好。
他出身贫寒，父親是卢森堡宫的卫士。他是个很有艺术才能的雕塑家。他起初给乔治·桑当秘书，很快又成了她的知己。
当乔治·桑去巴黎时，她不听莫里斯的意见，要往在芒索的家里。尽管母親人到中年，莫里斯还是担心这样做又会招来闲话。但乔治·桑对莫里斯说：“你希望我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我住在芒索那里，比住在你那里更好。要是你和我住在一起，要是你能睡在他的工作室里，就不会有什么流言蜚语。即使你不来睡觉，也不会有的。你想，除了看门人之外，谁也不知道我住在那里！每天，一个男青年把他的套间，借给一个外省来的夫人，特别是这位夫已经四十六岁了！有什么好说的呢？”
在乔治·桑的生活中，一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她在诺昂又重新过起平静的生活，重新每天观赏美丽的鸢尾花和欧石南，重新生活在吵闹而又快乐的年轻人的周围。
芒索要她去照顾，儿子要她去爱，这个家要她去管理；而且，每天晚上，她要写二十页小说。她的生活又重新走上了正轨。
路易·波拿巴被选为共和国总统。新的元首对乔治·桑并不陌生。路易·波拿巴年轻时就是自由主义者，甚至是烧炭党人。大概在1838年，乔治·桑在巴黎的一个沙龙见过他。当时，路易谋反的计划败露后，被送进了哈姆监狱。
親王知道乔治·桑女士对他很感兴趣，便叫人告诉乔治·桑说，要是她能够到哈姆监狱来的话，对于他就是盛大的节日。她并没有去，但给親王写过信，彬彬有礼地表明自己的立场。
那时，乔治·桑真想相信这个年轻波拿巴的真诚。朋友们要她谨防上当；但是，当波拿巴当选总统后，她还是在《改革报》上发表了一篇不抱敌意的文章。
1851年11月，她来到巴黎，参加她写的《维克托里娜的婚姻》的彩排。该剧于1851年11月26日在体育馆上演。
索朗芝和她的丈夫，以及她的保护人多尔塞伯爵观看了首场演出。克莱森热夫婦若即若离，忽而分居，忽而合好。第二年，这对互相仇恨的夫妻的动蕩不安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这时，大家都在谈论着可能发生的政变。谁来反对政变呢？是资产阶级？他们是君主主义者。是工人？他们为什么要捍卫那个曾经下令枪杀他们的国民议会呢？
十二月初的一天，有人对乔治·桑说：“如果总统不马上搞一次政变，他就是个外行，因为现在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了。”
那天晚上，乔治·桑和索朗芝与芒索一起去看马戏。凌晨一点钟，他们走过爱丽舍宫，看见院子的正门关着。只有一个哨兵守在那里，万籁俱寂；路灯光照着泥泞滑溜的路面。乔治·桑笑着说：“这还不是明天！”这一夜，她睡得很好。
第二天一早，有人来告知她：“国民议会己被解散。”这对她没有任何影响，很久以来，丧亡中的共和国就已不再是她所期望的共和国了。
大街上，人们都很平静，但是，晚上《维克托里娜的婚礼》在体育馆演出时，观众寥寥无几。
“现在，我非常能控制自己，”乔治·桑对一个朋友说。“再也没有什么会激起我的气愤了。我对待反动派，就像是对待盲目的命运，要有一定的时间和耐心，才能战而胜之。”
她坐在炉旁度过了这个路易·波拿巴晚上，细心地听着外面有什么动静：“什么也没有，到处是死亡、蠢笨或者恐怖造成的寂静。”在这几天里，她希望路易·波拿巴这个新主人将尽力使法国人和好。
但是，新政权一开始就充满血腥与暴虐。就像白色恐怖时期一样，一些极端分子要求路易·波拿巴親王做一个冷酷无情而又公正的人，并要求他手持严酷的利剑，越过世纪。
凡是忠实于共和国的，都被残酷地消灭了。地方上的报复行动，使镇压有加无减。
半个法国都在检举别人，依据匿名、诬告而做出的不能上诉的判决，使无数不幸的人被囚禁、被运往非洲，或流放到美洲去。
贝里也笼罩在惊恐之中。诺昂的常客中，很多人被投进了监狱，有的人被指定流放。
有人说乔治·桑也要被捕。她不愿逃走；相反，她决定要去见路易·波拿巴。
其实，她根本没什么危险。親王总统很尊敬她。她坚持要得到总统的接见，她要替朋友们的案子做辩护。
1852年1月，她来到巴黎，并写信给親王：
“我一直把您看成是一个天才的社会主义者，对您满怀虔诚的信任。我认为，在众人的欢呼声中，高声责备上天和民族，责备由上帝所降生和为人民所拥护的人，简直是一种罪过。”
总统親笔回信给她：“夫人，我将很高兴地接见您，时间由您定，下星期随便哪一天，下午三点钟吧。”
她担心时间不够，不能讲完自己的意见，事先准备了一封很长的信。这是一份要求宽容的呼吁书：
親王，我来到您身边大胆地进行交涉。親王，我童年和老年时的朋友们，我的兄弟和我收养的孩子们，现在都已身陷囹圄，或者被流放。
在陌生的天空底下永远过流亡生活，这不是您的意愿吧？
但愿您知道它使最平静和最漠不关心的人都感到沮丧啊！而且，在候审监狱，羁押着身患疾病和生命垂危的人。囚犯们都挤在铺草的地上。那里臭气薰天，而且冰冷难熬。
母親和女儿完全不理解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她们焦虑不安。温和的工人和农民都惊呆了。他们说：“难道要把那些不谋杀和不偷窃的人，统统投进监狱吗？我们都要去吗？
而我们那时投票选他，都是多么高兴。”
親王，我过去爱戴的親王，请您本人好好考虑吧！您还不至于为了进行统治，而变成无情无义吧。政治也许做出了伟大的事情；但是，只有良心才能做出奇迹。扪心自问一下您的良心吧！
赦免吧！我的親王！如果您不听我的话，我在临死之前做了这最后的努力，那死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自己既不会使上帝不高兴，也不会损害自己做人的自由权利。我尤其不会有愧于您对我的敬意。我珍视您对我的敬意胜过珍视宁静地度过晚年和辞别人世。
路易·波拿巴握着乔治·桑的两手，听她慷慨陈辞，请求实行大赦，揭露以政治为幌子的公报私仇。親王对她说，非常尊重她的性格，同意她为朋友们提出的要求，并把她介绍给内政部长。她从这位部长那里获得了对一些贝里人的从宽处理。
接着的一段很长的时间，为了让不幸的人们获得赦免，她进行了勇敢顽强的斗争。
这真是两头不讨好的任务：她坚持不懈的奔走，几乎激怒了当局；而她与当局的关系，又引来了共和派朋友的指责。然而，她一点也不放弃自己的观点。
在几个月里，乔治·桑在部长、親王与警察局长之间周旋，来回奔波。她拯救生病的囚徒；为他们的家庭争取救济；阻止运送被流放者的囚车出发；给被流放者寄书汇款。
为了维护请愿者的尊严，她替他们写请愿书，从行刑队手中抢救出几个被判了死刑的士兵。
当乔治·桑碰到的麻烦太多时，她就毫不犹豫地写信给总统，乔治·桑继续相信这个从前的哈姆监狱囚犯的善心，可是他已成了爱丽舍宫中的昏君。
总统差不多取得全国一致同意，当了皇帝。乔治·桑再也见不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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