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一位大教育家，并不是一位宗教主。他是苏格拉底，不是耶稣，也不是乔答摩。他是澈头澈尾的一位人世间的人。在他的一生里，一点的神秘的气分也没有。他最爱人间。他道：“鸟兽不可与同群，我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他虽不是一位澈底的无神论者。但他“不语怪力乱神”。他“敬鬼神而远之”。他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老教育家。
在他早年，他是最热忱于救世或“匡”世的。他有整盘的政治的理想，他神往于“文、武、周公”之时代。他敬重管仲。他道：“微管仲，我其被发左衽矣！”他同情于同时代的大政治家子产和晏平仲。他有热烈的救世之心，虽其方式不像后来的墨翟的摩顶放踵，可是一生的奔走四方，为的是要行其“道”于天下，这“道”便是文武周公之“道”，便是他的政治理想。但终于无所成而归。归后，便专心于从事教育事业。相传他有弟子三千人，其中最著者有七十二人。在他之前，“学术”是被把握被封锁在贵族们手上的。到了他之后，才把“学问”解放了；三千弟子之中，差不多全部是平民。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一个变化。《论语》里有一段话，形容他道“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这已是他的全貌了。又有一段话道：“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能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三千弟子们怎样的信仰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以他所神往的或想象中的古代的黄金时代的政治为根据的。这种想象，其实便是他自己的理想构成的。他看不起当时的从政者。子贡问道：“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他的政治理想便是针对着当时腐败的贵族政治而发的。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怨。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熟敢不正？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颜渊》）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曰：其身正，不合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他的整个政治学建筑在“贤人”政治之上，而尤以“教育”人民为主。对于执政者的自身的忠、勤、正直，尤不惮三言四言之。在当时，这样的耿直的议论已非当世执政者所能容的了。所以孔子栖栖惶惶的奔走于四方而一无所遇。在早期，他还不十分热心从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但渐渐的便觉得要救世便非从政不可。“子曰：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这是他的自信。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罕》）他总想求在政治上一试，甚至“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佛肸（晋大夫赵氏之中牟宰）以中牟畔，召他，他又欲往。他道：“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湼而不淄。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
但他并不是一味“热中”于政治。他是有所执着，有所不为的。他以宗周为第一义。他是“圣之时者”，总是针对着当时的局面而发言的。“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他又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他明白当时的大病在中央政府太软弱而地方的势力太大。一方面国力消耗于内战。一方面外患之迫来，一天天的紧张，却无以抵御。所以他处处主张宗周，主张维持传统的政治中心，主张维持古代的礼乐。“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当他们三家（孟孙、叔孙、季孙）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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