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1997年3月采访地点：北京三里屯某居民楼，慧娟家。姓名：慧娟性别：女年龄：32岁北京某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毕业，曾任北京某报记者、编辑，某海外通讯社翻译、记者。现居美国旧金山。我的身体从一个男人流浪到另一个男人——一种具体的婚姻和一种具体的幸福我后来再也没有得到过——我的骨子里并不是一个很本分的女人——大概这种黑暗就意味着我和他永远不会有光明——对着大铁门我说“对不起”——我和我自己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玩笑
与慧娟重逢是在1997年1月一个西班牙画家的画展上，我一眼就认出了和一个金发小伙子窃窃私语的她。尽管她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长发披肩的秀气女孩，成熟女人的韵味却依然令她显得十分出众。她递过来的名片上一个中国字也没有，现在她是一家海外通讯视驻北京的记者，名字是julia。
我还是称呼她“娟姐”。她的笑容依旧灿烂，其中多少有一种历经沧桑的凄凉况味：“六年的时间，我以为再也不会有人能认出我了。”的确，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六年，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她的婚礼上，而现在，她至少应该是一个孩子的母親。于是我自然地问候她的丈夫、那个曾经见过的非常温和的男人。她握住我的手说：“两年前我们离婚了。”在我探寻的目光落在她脸上的时候，她微微一笑：“你别问我为什么。”
我们相约了要一叙旧情之后她转身离去，步出展览大厅时，那个一直不离她左右的外国人搂住了她的肩膀。慧娟在三月的一个好天气神清气爽地坐在我的面前。她说她从来没有对人说起过她从慧娟变成julia、从一个平凡体贴的男人的妻子变成一个小政客的隐秘情人又变成一个外国同行的同居伙伴这一系列变迁，她把这一切叫做“流浪”。“我的身体从一个男人流浪到另一个男人，我的心从无忧无虑流浪到痛苦不堪又到充满功利和所谓现实，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们所说的成熟。”她说。
慧娟曾经是写散文的高手，她的叙述语言使我如临其境，而她的表情平静如一。1991年是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我嫁的男人是我的初恋，他叫林枫。那年我25岁，在一家行业报做记者、编辑。他比我大4岁，在外贸公司工作。我们应该算那种比较典型的流行组合，丈夫收入高、妻子的工作体面、清闲。那时候我没有生活负担。现在想起来我混到今天也是自作自受。
林枫经常出差，他大概是觉得我太寂寞，每次都带一个小礼物回来作为补偿。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写散文的，也是为了把下班后的时间填满。那种心态下写的东西很像日记，都是为了他一个人或者就是为了我们的婚姻，所以非常自我，就是你说的那种自恋的文字。
慧娟笑的时候头微微向后仰、眼睛半闭着，这是我们重逢以来我逐渐适应的、她的比较“外国”的一种新表情。似乎举重若轻。
我总是把那个本子放在他的枕头边上，有时候他出差回来正好我在报社值班，他一看见那个本子，就知道我在欢迎他回家。
其实我的文章能发表全是因为他。我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间替我誊写了每一篇，然后又寄给那些报纸和杂志。后来我莫名其妙地收到稿费，他才把他收集的样报拿出来。我们的第一个结婚纪念日，他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本剪报，全是我在各处发表的文章，他说我每发表一篇他就给我存500块钱，等有朝一日凑足20万字，就自费出一本书，他说那是我们两个人的书。
我们过了两年多安逸日子，那应该是我生命中最宁静的一段时间，一个具体的婚姻和一种具体的幸福。我后来再也没有得到过。
改变我的命运的还是男人，一个……怎么说呢？现在可以算是政客吧，那时候他还正在往上爬。
我不知道坚强的女人是不是在回忆自己不太坚强的岁月时都会有自我解嘲的表情，或者只有用这样的表情对待过去不成功的日子才能够显示坚强。慧娟的样子有点像电影里那种充满表演气息的所谓“女强人”。
1993年的冬天特冷，我记得我一直穿着林枫送给我的皮大衣。那天是个隂天，黄昏的时候我已经在看校对样了。
总编打电话让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丁力，他是主管我们的宣传部长。总编说他是親自来看要闻版的。我当时就觉得很可笑，这么一张黑板报似的小报纸也值得他这样，差不多就得了。我不以为然，所以点点头就把大样递给他，他没接，很客气地给我让座。他身上有一种和蔼的親和力，可能正在往上爬的人都会让自己有这么一股劲儿吧。可是当时我还是挺受感染的。他给我指出标题怎么做、文字怎样删减才更精炼，说得都挺对，我随手在一本稿纸上记下来。当我抬头看他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牙齿很白、眉毛很浓重，看上去大约三十八、九岁的样子。
要闻版经过他的修改的确是变得有些好看了。那段时间林枫也是在外面出差。我是每个星期四值班，要闻版是最后一个签字付印的，所以我永远是最后一个离开报社的人。假如林枫不出差，他就会来报社接我下班，我们有一辆红色的小车，一直是他开着。照理说我的日子过得已经很好了，在那时候的北京我们算得上是中产阶级，我也不明白为什么那样的生活还不能让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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