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1997年4月采访地点：建国门外日坛公园姓
名：刘荔性
别：女年
龄：29岁四川人，北京某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本科毕业，曾就职于北京某国营公司，现为某跨国公司北京公司职员。我几乎从来就没好好看过我自己——我们这么一个世代农民的家庭从我开始有希望了——我遇到了我一辈子最不应该遇到的人——那是我一辈子最羞耻、最见不得人的日子——那种很深很深的自卑紧紧地抓着我不放——越是我爱的人我越是对不起他——这是最好的结局。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他如果什么都知道了还会对我好吗——这种事情是不能去试的。
认识刘荔是一件极其偶然的事情，那是1997年4月阳光十分明媚的一天。我因为感冒到北京东大桥一带的一家葯店买葯。等着交款的当儿，我看见一个披着一头又长又直的黑发的女孩子站在买避孕工具的柜台前面，久久地不开口也不离去。
女孩迟疑了半晌，指着一只不太大的方盒子：“要这个。”
售货员没有像以往一样先开票，而是把包装非常普通的那盒东西摆在了柜台上，女孩一愣，之后马上迅速地用手中的小皮包盖在葯盒上。就在这极短的时间里，我惊异地发现葯盒上写的是这样几个字：“还我[chǔ]女膜”。
也许是出于职业的敏感，第六感觉告诉我，眼前这个眼神凄然的女孩子一定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她默默地交钱、默默地在售货员明显的蔑视的注视下把葯盒收进皮包、默默地转身走出葯店。我本能地追了出去。春季的阳光在上午11点的时候穿过刚刚泛起绿色的大杨树，晃得人一时目眩。我尽可能平稳地叫她：“小姐！”她停下来，没有回头。我走上前，还没有开口说话的时候看见她满脸都是眼泪。我递上了我的名片说：“想和你做个朋友，你觉得难过的时候，如果愿意聊天，可以呼我。”女孩子接过名片看也不看地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阳光下凝视她的背影。
大约两个星期后的一天，我的呼机上出现了一个叫作“刘荔”的陌生名字。我回电话，对方是一个很温存的声音：“我看过你编辑的版面和你写的文章，我想跟你聊天。你记得那天在××葯店吗？”我的眼前马上浮现出那个秀气的女孩子。
我们相约在日坛公园。她穿了一套红色的西装和短裙，头发是烫过的，脸部化妆很精致、严谨。我们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来，她说：“我上个星期结婚了。可是有些话我必须找一个人说出来，不然，我一辈子都会不安的。”她说她叫刘荔，现在是一家外国商社驻京办事处的职员。
整整一个下午，刘荔保持着身子挺直。目光低垂、音调低沉的同一状态，直到夕阳西沉。
我19岁那年是我们家乡唯一的一个考上北京的大学的人。我们家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里，小得不能再小了，也穷，那种穷说出来让人没法相信，北京的好多小保姆、嫁到北方农村的媳婦儿还有到广东干洗头妹之类的女孩子，都出自我们那儿。我上学的时候家里特别困难，有了吃的就没有穿的，我上学那么好几年，几乎都没吃到过肉，过年也不例外。我们家是卖了猪送我到北京读书，那几头猪就是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在北京上大学的四年，我每个月的生活费最多的时候是60块钱，少的时候还不到30，也有时候干脆这一个月就没有钱。最窘的时候吃的是白饭就咸菜，四年的时间我只买了一件衣服．就是一件灰色卡其布面的老式棉袄，因为北京太冷了，我没有衣服过冬。
刘荔的手平放在腿上，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纤细的。镶着蓝宝石的戒指。她如果走在大街上，应该算是那种衣着非常得体、生活很有品位的女人，清贫并没有在她的身上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迹。
我是我们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全部精力都在功课上。我离开家乡的时候，老师和家里人都嘱咐过我，我们跟人家城里人不一样，人家从小没受过什么苦，上学不费劲，分配有人帮忙，这些我一条也不占，除了靠刻苦给自己谋一个出路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而且你可能不了解农村，我每年的学费都在我家养的那几头猪身上，卖了猪才能给我寄钱来。大学里的女孩子谈朋友的很多，而且正好是刚刚开始爱打扮的年龄，同学之间也悄悄地比谁漂亮，可是我从来没有这种机会。上大学四年，我没有自己的镜子，每天早晨梳头的时候是就着别的同学的镜子，所以我几乎从来就没好好看过我自己，更不用说什么好看不好看了。
毕业的时候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考研究生，清苦但是可以留在北京，另一条就是争取一个留京的名额，后一种不是很有把握，因为除了要有好成绩之外还必须要有门路，我是不可能有任何门路的。所以我一方面准备研究生考试，一方面参加各种招聘会。我大概还算幸运，北京的一家外贸公司来学校挑毕业生，先看成绩单，选中了我，然后被选中的人参加面试。来招聘的是公司的人事处长，姓刘，他对我非常好，问了我家里的情况之后就决定要我了，这样我就成了北京人，你是本地人吧？
我在刘荔的注视下点头。她释然地一笑。
所以你不会理解我们这些被你们叫做“外地人”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们一个家庭里如果有一个人进了大城市，就算是这个家庭在城里有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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