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1997年12月12日9：00am
采访地点：（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办公室
姓名：左秋
性别：女
年龄：35岁
东北人，大专学历，曾在哈尔滨市某学校任教师，结婚后调入北京，在某公司做财务工作。
在没有成为北京人之前对北京人是很羡慕的——多少次我在街上看见相像的身影，都要过去看看，也都不是他——我的这种婚姻跟自由恋爱的不一样，这是一种模式化的东西——我一直生活在一种矛盾之中——我有一种伤心的感觉，不是说一把刀一下子把人扎死，是慢慢地让你难受——我没想离开他，他把我打得鼻青脸肿的，我也设想跟他离婚——我不想离婚也有另一个原因，谁能保证再找一个人就一定能过得好？也许还不如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这样，把很多事情都看作是需要——对于我这种很看重情感的人来说，只能是一种伤害，找情人和做情人的苦都没地方去说
1997年12月12日上午9：00，我按照约定在办公室等左秋。但是她迟迟没有出现，给她的单位打电话，一个极不耐烦的男声说“不在”之后立即挂断。我想也许她改变主意了。
大约10点的时候，一个细小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你是安顿吗？”一个个子不高、微胖、脸色通红的女人已经走进来、站在门边上。她说她就是左秋。她跟我想象的不一样，通过电话里的声音，我猜想她一定很瘦削、脸色苍白，因为那种声音通过电话线是那么虚弱和颓唐。眼前这个左秋的脸上没有一丝不愉快的婚姻生活留下的印迹，她实在是非常普通，从形象上看没有丝毫个性特点。她的红羽绒服、白羊毛衫以及梳成马尾巴的直发和描成细柳叶的眉毛，与走在北京大街上的任何一个7岁孩子的母親没有任何不同。
她说她非常抱歉，因为迟到了。我说交通不好，反正我也要看一些来稿，等一会儿也没关系。她很不好意思地笑了：“其实我一直在犹豫，就在今天早上，我还在想，要不别去了……走到报社门口我还想着要不就回去吧。不过跟你说好了……而且我也确实想找个人说说。”
我们在一间空办公室里开始谈话。跟每次与受访者谈话不同的是，左秋对她的叙述有很明显的设计，讲什么、不讲什么，她都很有分寸。其间有两次她都是在准备离开的时候被我的提问和有些像穷追不舍似的提示留下来，开始一个新的话题或者说她的生命中的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左秋的“口述实录”成了第一个以连载的形式出现的访谈录，而且我使用了一个总的标题，叫做《一个女人生命中的三个瞬间》。
其实左秋的本意只是讲述她的“第一个瞬间”。
我现在在部队的一家公司做财务工作，35岁。现在的工作、家庭可以说都是挺好的，但是我就老是有那么一种感觉，親人和朋友都不在身边，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有一种孤独感。在这么一个大都市里有千千万万的人，但是能够跟你说一些心里话的人非常少。何况在今天这种商品经济的环境里人们也不太相信这种交流的方式，所以我的孤独的感觉就比较深。我的知心朋友特别少，所以我就特别怀念过去的一些朋友。我来北京快10年了，我特别想找到两个人，我知道他们就在北京，但是联系不上。我来就是想看看我能不能写一些东西，如果他们看到了，可能就会跟我联系上。这两个人都非常特殊。
实际上左秋直到结束我们的谈话也没有讲明白第二个人的情况，那是一个曾经送给她一个漂亮笔记本的女孩子，姓张。从这一点也可以猜测，她首先更希望找到的是她讲述的第一个人。
我和这个人是在哈尔滨认识的，他是北京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第二学位。当时他说他所属的单位是航天部，在当时是个保密单位。所以后来我们分手的时候他也没跟我说他的详细的工作单位，我还收到过他寄来的没写工作单位的信。这样我到北京来之后问过所有跟航天部有关系的人，别人都说不知道有这么个人。现在很多东西的保密程度已经不像原来那么严格了，过去的很多秘密现在已经不是秘密了，我打听这个人还是打听不到。
我认识这个人还是很戏剧性的。85年的国庆节之后，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进修。那是个星期天，天已经冷了，我到哈尔滨城里去买电褥子。当时还不是很适应学校的环境，对周围也不熟悉，我是一个人上的街。等我买完东西从秋林公司出来，走到南岗（左秋把这个字念作：杠。）体育场的时候，看见好多人在看热闹。我也好奇，过去一看是一个女孩子坐在地上，头上在流血，褲脚也撕开了，地上有一些碎了的罐头瓶。第一感觉就是这儿打了一场架。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就有那种恻隐之心，觉得一个女孩子给打成这样挺可怜的。我就过去说，我可以送她回家。我想把她扶起来的时候才发现她的个头要比我大，我觉得很吃力，跟围着的人说：“谁能帮一把呀？”后来就是这个小伙子站出来帮我把她扶起来，我们送她到省医院门诊，看了急诊，我记得医生态度特别不好，以为是家庭纠纷，说“打完了还送医院干什么”。后来她的男朋友来了，让我们去作证。我说我没有看见打架，我不能作证。那个小伙子也不同意去作证。女孩子的男朋友就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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