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样的方式与我相识相知并成为朋友的人——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对天女，我也采取了相同的方式。
1998年3月4日晚上，天女两次打电话到我家，她说她在此之前去了加拿大，之后又回了一趟邯郸。她的声音很不开心。她说在加拿大，她曾经找到专业的心理医生，医生告诉她，阿君一直在影响着她的选择或者说爱情生活，而她所相信的一切并不像她认为的那么美好。她说她始终不肯向没有爱情、只有利益的婚姻妥协，而这种不妥协使她的内心极不快乐。她和那个加拿大籍的男朋友已经分手了。她说：“我不愿意把婚姻当成改变自身处境的跳板，但是假如婚姻真的有可能成为一种跳板，那么我就希望这个跳板能让我跳向快乐。”她在电话里一遍又一遍叫我“安顿姐姐”，她说如果对她的采访会引起反响，希望我能把那些想找到她的人介绍给她，“只要他们说一声是安顿介绍来的就行。”她的称呼使我时时有一种揪心的感觉。甚至，她说：“安顿姐姐，对你讲过的话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没有人知道，活泼的天女其实活得很累很不快乐。也许有一天我真的会选择死。”那个晚上我劝了她很久。夜深人静中只有我的话在屋子里突兀地响着：“因为你的不妥协和纯情，使我认为你是一个活得非常明白非常有原则的女孩子，而这样的女孩子越来越少，这样的女孩子应该活得顽强，就像你给我讲过你现在这个名字。我不希望呼你的时候没有回应，我不能想象有一天再也找不到那个美丽、勇敢的朋友。你的所有的朋友和親人都会这么想，所以请你爱惜自己，那样就是你在珍惜大家的友情和親情。而且，阿君也会希望你幸福地活着……”那个晚上我不知道是怎样挂断电话的。我几乎彻夜不眠，因为天女说过，她第二天下午4点钟就要离开北京到大连，我知道她有足够的能力照顾自己，但是我真的为她的心态担忧。
3月5日上午大约10点钟的时候，我在办公室又接到了天女的电话，她说她不能给我写“同意根据录音带整理成文并发表”这样的文字，阿君的弟弟现在就在北京，他告诉她不能相信记者，因为“记者就是千方百计要拿你的故事”，而且文中提到的那个最终没有成为她的情人(或者她自己最终没有成为那个男人的情人)的男人会来“找她算帐”。我想我当时的态度是有些激烈的，我无法认同关于记者的那种说法。“口述实录”的原则是自愿和相互信任，而她正是基于这一点才会“不止一次地打电话”。发表与不发表原本也是自愿的事情，而我征求意见的目的恰恰是因为深恐有违我的那些令人同情也令人敬重、深思熟虑之后才终于不再三缄其口的受访者们的意愿。于是我告诉她，我可以不发表她的采访录，但是她不能因此而怀疑我作为一个记者的职业良心。
3月16日，我收到了天女寄自火车站的信：
安顿姐姐：
真对不起，这么晚给你签字，我太忙了，真的一点点跑到邮局的空都没有。这张纸和笔是我在北京站口的建内大街邮局要的，匆匆两笔，请你不要介意。我同意你按录音带整理成文章发表，但是请别用我的真名，书中的人请您都不要用真名。放下笔，我就走了。我本是阳光里飘蕩的蒲公英……天女98.3.6于北京站口
收到她的信后我重新听她的录音带。在她的讲述之中，那个相貌和心境都酷似三毛的高个女孩恍如在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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