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透过泪眼又给我一个苦涩的笑容。
那个人开着车带我们去法院，法院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还不太愿意办公似的。解释了半天，说“这两个人大老远专门来离婚的”，这才让我们假模假式地登记一下，接着就问：“你们谁当原告？谁当被告？”我说如果我当了被告就成了一种笑话，还是我当原告吧。后来说是一木正经，其实也是都事先安排好的，一个一个问原因，我说是因为第三者，问他同意不同意，他说同意。审判长说：“即使你同意我也不这样写。这样写你们可能就离不成了，我还要去调查之类的。这样吧，就按你们感情不合写吧。”两个人像演戏一样，就“一切符合法律程序，婚姻宣布结束”了。有时候我都不太相信法律，连离婚的时候都要去托人安排，就为了得到两张纸证明我们从此没有什么关系了，让我怎么相信呢？
元旦以后，我又回到了广州。我的性格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每天只要有应酬都要去的，喝酒呀、唱歌呀，让自己放松。那个时候我也有了一些真正的朋友，在我最苦的时候陪伴我。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就好像在挥霍一样，挣的钱除了交房租和吃饭之外，剩下的全部用在买衣服和娱乐上。但是我自己清楚，心里的那种伤痕没办法改变。几乎都成了习惯，每天晚上要喝酒或者吃安眠葯才能睡觉，三点钟的时候肯定会被恶梦惊醒，然后在客厅里来来回回地走，鼓励自己不要哭。
这时候有的人就开始欺负我了。在单位我管的事情越来越多，很多人觉得我超越了他们、夺走了他们的机会。工作中的麻烦不断，可以说是很不顺利吧。我一个人只身在广州，不缺钱，但是毕竟没有家庭、没有依靠。我遇到的事情应该说是很多独身女人都有可能遇到的，我的老板，64岁，对我有了一些想法，我非常反感他。我的一个朋友也曾经劝我，说这是很多女孩子想找都找不到的机会，但是我觉得我不是那种人。有一次在大街上，我碰见了我的前夫，他带着那个女人逛店。我心里很不舒服，他怎么会带着一个雞满街转呢？而且他的样子也大大的不如从前了。我和我的老板之间的误会越来越多，几乎有点儿合作不下去了。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让我觉得广州这个地方实在不能再留下去人而且我当时对自己回北京也很有信心，所以97年7月，我辞职了。
松雨很平淡地说这些，很明显她不愿意多谈。这的确是一段平常的经历，我的一些还在单身的女性受访者几乎无一例外他讲到过这类事情，她们有的称之为“办公室常见病”，有的直截了当地称之为“性騒扰”。她们普遍认为这是没法避免的，因为对方从各个角度都有理由认为“你也需要”，似乎这是最容易被引誘也最容易被抛弃的一个安全群落。松雨说她的老板恐怕也是这么想的。
我想我还是回北京吧。有一个家要处理，全套的电器、电脑，全套的家具，东西很多。那时候的心情也很轻松了，反正马上就要回家，回来以后可以凭我的能力重新再闯一番。所有的东西都卖掉以后，认识了曾经是一个体育项目全国冠军的他——我的一个好朋友的朋友，他在北京工作，当时正好也要回北京。
那时候我的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地上铺着一条白单子，我睡在上面，还有几个凳子和一张桌子。天气非常热。我当时觉得一切都解脱了。大家一起出去吃饭，也有他。不知道怎么他喝酒有些醉了，我陪着他在外面走。等我们再回到吃饭的地方，人已经走光了。他一直抓着我的手，开玩笑似的说：“反正你也逃不脱。”他的手很有力量。那天他问了我很多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愿意讲，真的是从心里想把那些不愉快都忘掉。他也讲了他自己，他也是离婚的，前妻对他的父母很不好，觉得跟着他不会有什么前途。婚离得很无奈，他们结婚的时候，女方已经怀孕了，结婚以后才发现不合适。
他对广州不熟悉，我不知道把他送到哪里去。他说要到我家，我想了想只能答应了。就是那天，我的手机丢了。他安慰我说：“没关系，等咱们回到北京我再给你买新的。”那天我们谈了很久，开始是坐在房间的地上。我的心情不好，看着好好的一个家就这样没有了，过去的许多事情又回忆起来。说实话，他给我的感觉很好，跟我的前夫相比，他属于那种很痛快的男人，能把很多事情都讲清楚。天实在是太热了，我们就转移到天台上接着聊。那时突然就有一种感觉，好像很少有过这么浪漫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人在夜里和我一起坐在天台，听我说这些年压在心里的苦楚，而且他是一个跟我同命运的人。看着四周，月亮离人很近，我说：“这一夜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也说了同样的话。从那一刻起我觉得我也真的需要有一个像他这么结结实实的人来保护。天刚一亮我就跑到电信局办手机的挂失。我已经习惯了什么事都是自己走路去办，广州的交通也很乱，他时不时地拉我一把，躲开冲过来的车。有一个人在旁边关心着我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这些年我真的很孤单，一直是自己在硬挺着，确实也需要一个肩膀来靠一下。我对他的感觉更好起来。
他来广州的目的是倒摩托车，但是钱没有带够。朋友凑了一些还是不够，就跟我借。因为是熟人，而且跟他有了那样的感觉，所以就借给他了。
我们是一起回的北京。这个人看上去很粗，但实际上很细致，一点一滴都在照顾我。我觉得他不会是装出来的。
他退役以后一直不是很顺利，很想改行做生意。这时候我手里只剩下一万多块钱，添了一些家当之后也就没什么了。因为知道他们会还钱给我，所以也就没有急着找工作。每天跟着他在街上走，陪着他看北京，自己也重新适应这个环境。那段时间过得很快乐，觉得这个人也很可信任。这样过了两个月，他的情绪变得很低落，钱花了不少，但是生意还是差一些钱没有做成。我实在已经没有力量再帮他了，看着他很悲观，我也很难过。他只差一万多块钱，我每天陪着他唉声叹气，这种情绪也带回了家里。后来我母親知道了，也是为了我吧，从邻居那儿借来钱，让他一个月以后还。
我们都特别高兴。9月25日，我把钱拿到手，在虎坊桥66路车站等他。他来的时候还刻意地打扮了一下，穿着他参加比赛时候的西装、吹了头发。他不让我送，说有朋友在等，他说：“等我回来一切就都会好了。”还嘱咐我要好好对自己，“要是想我了就呼我在武汉的呼机。”我上了车，他还在说明天一到武汉就给我打电话。我就这么走了，他从此就消失了。
松雨不再讲话，我问他那个人有没有消息，她摇头。他留下的一切联系方式，手机、呼机全都无效，这个人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地无影无踪了。我在松雨的眉目间寻找她此刻的心情，但是她固执地低着头不肯泄露一点。过了不知多久，她长出一口气。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而且还要替他还钱，一个月一个月地还。
松雨讲完她的经历时已经是下午快两点钟了，我想起从坐下来我们几乎就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椅子。我说咱们去麦当劳吧，她很依顺地跟着我走出报社。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下起雪来，白色的小冰渣落了满脸，瞬间即化做眼泪一般的水滴。很近的路，我还是叫了出租车，天太冷，故事也太冷。
松雨一边吃一边问我：“你说，他会不会就在北京呢？我看过写私人保镖的文章，他会不会也在做这个？”我想这个人不会再出现了，但是没有说。我希望轻松一点，就夸松雨的毛衣好看，她又那么戚戚然地笑了一下：“我没有冬天的衣服，也没有钱买，这身衣服里里外外都是我老媽媽的……”
分手之后我沿着濕漉漉的便道无目的地走着，松雨的面容只剩下依稀的一张惨白的脸，但是那种若隐若现的纯真分外清晰，尽管这份易逝的情怀给了她无限的摧残。我猜想她在保留这一点的时候一定非常固执因而也无比艰难。
一个星期以后，松雨呼我，让我帮她找到曾经发表在我们的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中那个保镖的联系方式，我很想劝她不要徒劳，但终于不忍。我给了她那位发稿编辑的呼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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