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念已被扭曲到非常可怕的程度。倘若这些学者愿意将“腐败有利论”化为纸面上的文章，我想那一定会成为后人论证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丧失良知的具体例证。
上述情况表明，为学术研究引回人类关怀精神，尤其是在中国的国情研究中，对现在所发生的一切进行道义评价，已刻不容缓。
人的品质取决于人文教育的品质
人文科学的意义，绝不止于道德精神层面，转型期许多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就在于没有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结合起来。我们必须摆脱古典经济学单一的人性观，通过人文意义教化启动人性中利他与自我超越的一面。
我曾不止一次听过一些在司法部门工作的人感叹，现在的问题早已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也曾不止一次地在调查中知晓，假冒伪劣商品得以大行其道的原因，是因为商业部门负责进货的人拿了回扣；更曾听不少国有企业的员工谈到，他们的老总是如何贪污，而大家明知他的腐败劣行却无法可施，因为他早已用钱将上级部门的领导“搞惦”，职工告他不但没用，反还会砸了自己的“饭碗”，等等。这些谈话者有的因格于形势而不得已做过一些事，如因为某种原因在某件事上曲法在法，放过了本不该放过的腐败分子；或是为领导造假账，为其领导贿赂有关部门人士尽过力等等，但他们在心底深处都没有认为腐败有利，相反还因腐败行为的泛滥而感到茫然无措，不知这样发展下去，国家前途如何。他们能够这样判断，是因为他们还有社会良知，还没有丧失起码的是非感。这种社会良知如再不加以重申，只怕到了下一代，连分辨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也会成为难题。
社会良知是靠人文教化长期培育并代际相传，而不是靠空唱利他主义的高调进行说教式教育。我们现在要恢复的不是文革中肆虐的血腥理想和虚假的崇高，而是趁社会成员还没有完全丧失是非感的时候重申民族的固有道德，恢复社会良知。而恢复社会良知就必须仰赖于人文教育，因为人的品质决定于人文教育的品质；尤其是在当今社会道德大滑坡、人心浮躁飘蕩之际，我们更须如此。
但恰恰是我们的人文教育品质出了严重的问题。和世界上其它国家不一样，其它发达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恰好是人文科学辉煌、文化大师灿若群星之际。且不说文艺复兴、法国的启蒙时代、德国的古典哲学那些至今都令人类受益的伟大文化成就，就连沙俄时代那样一个黑暗统治时期，他们都出了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别林斯基……就是由于有了这些文化巨匠的存在，就是由于这些文化巨匠用自己的思想信念昭示了人类存在的价值，用他们的信仰、价值、道德、伦理观点燃了爱和智慧之火，维系人类精神干不坠，这才为近现代精神文明提供了原动力，才将世界近、现代史熔铸成人类历史上一部辉煌的史诗。观诸人类文明史，不是阶段性物质成果的产出者，如发明蒸汽机的瓦特等杰出人物，而是阶段性精神成果的产出者，如荷马、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伏尔泰、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等文化巨擘，才使我们能准确判断他们所代表的那一时代的文明所具有的价值——强烈的尊严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正因为有了一大批被这种人文素质和历史良知熏陶出来的人民，才能在国家机器与历史要求之间构成一种弹性，使得西方现代文明具有蓬勃向上的精神。
我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的问题？我们有反右、丈革这种世界历史上都罕见的浩劫，但对这两段历史，我们至今最多只有展示运动经过的著作，却没有一本著作昭告世人，中国为什么会发生反右、文革？更没有产生过代表这一时代阶段性文明成果的大思想家或文化巨匠。即使是五四时期或30年代曾辉煌过的一些文学大师，经此两役以后，也大都成了“不唱歌的夜鸳”，以至俞平伯先生临死，竟觉自己毕生心血所浇铸的“红学研究”没有价值。老一代的悲剧已尘埃落定，而我们这一代在思想领域内能否为自己建立纪念碑，却也慎得怀疑，虽然我案头有一篇某人写的“时报书评”，正在竭力让读者相信最近出版的一本经济学著作的“巨大包容性无论是以往我国经济学的教科书，还是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都难望其项背”，但我的感觉却是“数风流人物，难看今朝”，代表着爱和智慧之源的人文科学在中国正处于日益衰竭之中。尤其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几乎忘记了这门学科的本质：经济学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他们更忘了，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哈耶克就曾告诫过世人，他起初满怀对自然科学方法普遍有效的信心开始详尽探讨自己的论题，“后来才发现，当自然科学家急于尝试将其专业思维习惯应用于考虑社会问题时，却常常不可避免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哈耶克的思想为什么能垂之久远，至今仍是西方思想界的重要精神资源，就在于他的学说充满了人类关怀精神。人文科学的意义，绝不止于道德精神层面，转型期许多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就在于没有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结合起来。
教育的困境，尤其是人文教育的困境，已无须我在这里细说。文革之前的30年，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人文研究和人文教育。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科技当令，举国上下视经济增长为最高目标，因此教育也就理所当然成了经济发展的工具。而教育政策短视和偏差的后果，就是使教育实践沦人了实用的技术性和工具性教育，重视价值和意义创造的人文教育在大学里日渐萎缩，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这些名牌高校的历史系和哲学系多年来连招生都感困难。人文研究（实际上还只是处于一种介绍西方思想的初级阶段）除了在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中曾热闹过一阵之外，日渐处于一种萎缩的弱势状态。发展到今天，竟有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们向自己的老师们提出疑问：“作为一名文科学生，我们目前所耗精力所学的一切，对于校园外那个熙熙攘攘的世界，到底有什么用？”这些问话的悲剧性在于，问话者根本就不了解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的本质区别：技术性、工具性教育培养人的谋生技能，而人文德性作为本体价值从来就无法作为商品进入市场。
中国人文科学那种令人揪心的困境，于此可以感知一二。尤其是想到这一问题竟源出曾哺育了老子、孔子、屈原、司马迁、杜甫、顾炎武等一代又一代文化巨孽的古老中国，那种令人震颤的揪心感更是使人灵魂不得安宁。只有短短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他们的学者已注意到人文精神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内在结构性支撑，新制度经济学就体现了信仰体系的经济制度意义。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在他的理论中，摆脱了古典经济学“经济人”的单一人性观，而注意到人性利他与自我超越的一面，认为人文意义教化依然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有不可或缺的职能功用，从社会总成本核算角度提到了“意识形态的知识型倡导者的报酬体制”。而我们这个国度，可以每年花200个亿的公款去洗桑拿浴，可以花近2000个亿的公款去吃喝玩乐，却只能拿出1000万来作为社会科学基金。人文科学这种外在的困境反过来又影响师资队伍水平和生源质量，从而导致中国现在出现了大批拥有博士、硕士头衔的知识贫乏者。社会价值观的转变更使当代学者的气度和功力受到影响，以至于1996年出了这么一本对中国及世界历史及现状缺乏常识理解、令中国的有识者为之汗颜的《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能引起轰动，除了说明我们的国民已肤浅到了何种程度之外，什么都不能证明。
到了这种地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政府，难道还不应该关心一下中国人文科学的现实困境？
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事实证明，缺乏人文精神的经济发展，使人们在利益的角逐中将不再受到自制、理性、公正、博爱等精神的约束，只有对金钱赤棵躶的无耻追逐。这样的”发展”就算是暂时获得了效益，但克其量只是一种残缺的发展。从动态操作上来说，公平与效率理论虽然表现为时序问题，但哪一原则是解决另一原则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价值判断之一。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对新制度倾注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思想。一个国家如不能为自己的国民寻求公平和正义，将永远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因此社会公平和正义，既是我们评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点，也是评价我们现代化成就的全部出发点。
世俗社会从来就离不开对人文意义的依赖，有深厚宗教资源的国家更还通过宗教精神陶冶教化全社会。事实证明，缺乏人文精神的经济发展，在利益的角逐中人们将不再受到自制、理性、公正、博爱等精神的约束，只有对金钱赤躶躶的无耻追逐。这样的“发展”就算是暂时获得了效益，但充其量只是一种残缺的发展。广东、浙江农民的富裕已让人看到了残缺发展的活生生样板。生活在沿海已经数年，我常常在想，现代化的标志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是物资充裕，那么广东沿海及浙江温州一带的农民已经非常富庶，现代物质文明所能给予他们的一切他们都应有尽有，包括买台奔腾586回家玩游戏。但我从来就不觉得这些农民们已经“现代化”；现代化甚至也不是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重、非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受高等教育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以及人均住房等一切有关金钱、人才、技术的总和。因为这些指标在广东沿海几乎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我从来就不觉得这个地方已完成了“现代化”。至于那些早已拥有“别墅、轿车、美女、叭儿狗”这90年代的“四大件”的暴发户，在我眼中，也只不过是全身披挂着现代物质的野蛮人。在反复思考以后，我终于悟出，一个富有的社会，如果缺乏对人类充满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如果缺乏对社会批判力量的博大包容，缺乏对除物质之外更深远的精神追求，这个社会一定不知道自己应该走向何处，那些财富最终也只会被用在一些对社会有害元益的追求上，如吸毒、赌博、玩女人、花天酒地、造豪华隂宅……处于这种生活状态的社会，无论对其怎样宽容地进行评价，都不能认为这种状态算是完成了“现代化”。现代化应该有其特定的精神内容，没有精神追求的社会，财富最后都会花费到畸形消费上去。这是历史对素质低下的暴富者的惩罚，也是对片面强调物质现代化的社会的惩罚。因为这些个人、这个社会既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又缺乏宗教信仰对人的制约，不少人已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感和羞耻感。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是因为人是唯一能够创造精神生活的高级动物，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人应该追求更美的生活，远过于生活本身”，这位先哲所说的更美的生活，应该是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富有与和谐。从这一意义来说，人的存在就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丧失了精神家园的人类，与动物又有什么区别？物质文明毕竟只解决物质生活的问题，一上升到精神世界，它就无能为力。精神世界的所有问题，只能仰赖于人文科学作出解释。人文科学的作用，就是为人们寻找精神家园。轻视、削弱人文科学的行为，不但使我们现在正在付出代价，将来注定还要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并不需要我们去创造，世界上已有现成经验可循。如前所述，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特别在第四条中规定了“社会发展与其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从而使发展观进入了以人为中心的新阶段。结合中国国情，我们在进行非经济领域改革的同时，重视以意义为“导向”的人文教育，赋予社会以理想，赋于社会风扇以生活意义。因为金钱不能代替价值，科学技术不产生伦理道德，工具理性不能取代价值理性。正如作者在本书“导论”中所强调的，我们不能在抛弃“计划偶像”的同时，又引进“市场偶像”。在引进市场经济模式时，不要只注意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经济法规，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对转轨期的经济发展进行人文调剂，否则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终有一天会引起危机共振。
转轨期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人文精神。没有植根于人文精神这块沃土上的人类关怀，人只会沦为纯粹的经济动物，丧失人所应具有的一切生存意蕴。在进行制度设计时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