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今日事务得失，亦须详究。欲学经问，直以《大学》、《中庸》《或问》为法，平日既读《四书注》，及读看性理文字，又不患于无本矣。欲学经义，亦放《或问》文体，用朱子《贡举私议》中作义法为骨子。方今科制明经，以一家之说为主，兼用古注疏，乃是用朱子《贡举私议》之说。按《贡举私议》云：「令应举人各占两家以上，将来答义则以本说为主，而旁通他说，以辩其是非，则治经者不敢不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又云：「使治经者必守家法，命题者必依章句，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当更写卷之式，明着问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约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说，而论其意，次又旁引他说，而以己意反复辩析，以求至当之归，但令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题。对偶敷衍之体，每道只限五六百字以上。至于旧例经义，禁引史传，乃王氏末流之弊，皆当有以正之。」此《私议》之说也。窃谓今之试中经义，既用张庭坚体，亦不得不略放之也，考试者是亦不思之甚也。张庭坚体已具冒原讲证结，特未如宋末所谓文妖经贼之弊耳，致使累举所取程文，未尝有一篇能尽依今制，明举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说者。此皆考官不能推明设科初意，预防末流轻浅虚衍之弊，致使举举相承，以中为式。今日乡试经义，欲如初举方希愿《礼记》义者，不可得矣。科制明白，不拘格律，盖欲学者直写胸中所学耳，奈何阴用冒原讲证结格律，死守而不变﹖安得士务实学，得实材为国家用，而为科目增重哉！因着私论于此，以待能陈于上者取焉。如自朝廷议修学校教法，以辅宾兴之制，则此弊息矣。假如《书》义放张体，以蔡《传》之说为终篇主意，如《传》辞已精紧而括尽题意，则就用之为起；或略而泛，则以其意自做，次略衍开；次入题发明以结之；次原题题下再提起前纲主意，历提上下经文而归重此题；次反复敷演，或正演，或反演，或正引事证，或反引事证，缴归主意；次结，或入讲腹提问逐节所主之说，所以释此章之意，逐节发明其说，援引以证之，缴归主意，后节如前，又总论以结之。如《易》，又旁通所主，次一家说，又发明其异者而论断之，又援引以证之结之，次兼用注疏，论其得失而断之证之结之。平日既熟读经传，又不患于无本矣。此亦姑言其大略耳，在作者自有活法，直写平日所得经旨，无不可者。元设科条制，既云作义不拘格律，则自可依《贡举私议》法，此则最妙。如不得已，用张庭坚体，亦须守传注，议论确实，不凿不浮可也。欲学古赋，读《离骚》已见前，更看读《楚辞》后语，并韩、柳所作句法韵度，则已得之。欲得着题命意间架，辞语缜密而有议论，为科举用，则当择《文选》中汉、魏诸赋、《七发》及《晋问》熟看。大率近世文章视古渐弱，其运意则缜密于前，但于《文选》、《文粹》、《文鉴》观之便见。欲学古体制、诰、章、表，读《文章正宗辞命类》，及选看王临川、曾南丰、苏东坡、汪龙溪、周平园、《宏辞总类》等体。四六章表以王临川、邓润甫、曾南丰、苏东坡、汪龙溪、周平园、陆放翁、刘后村及《宏辞总类》为式。其四六表体，今纵未能尽见诸家全集，选钞亦须得旧本翰苑新书观之，则见诸家之体，且并得其编定事料，为用作科举文字之法。（用西山法。） 读看近经问文字九日，作一日。 读看近经义文字九日，作一日。 读看古赋九日，作一日。 读看制诰章表九日，作一日。 读看策九日，作一日。作他文皆然。文体既熟，旋增作文日数。大抵作文办料识格，在于平日。及作文之日，得题即放胆立定主意，便布置间架，以平日所见，一笔扫就，却旋改可也。如此则笔力不馁。作文以主意为将军，转换开阖，如行军之必由将军号令，句则其裨将，字则其兵卒，事料则其器械，当使兵随将转，所以东坡答江阴葛延之万里徒步至儋耳求作文秘诀曰：「意而已。作文事料，散在经史子集，惟意足以摄之。」正此之谓。如通篇主意间架未定，临期逐旋摹拟，用尽心力，不成文矣。切戒！一、仍以每日早饭前倍温《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诸经正文，温史。夜间考索制度书，温看性理书，如前法。专以二三年工学文之后，纔二十二三岁，或二十四五岁，自此可以应举矣。三场既成，却旋明余经，及作古文。余经合读合看诸书，已见于前。窃谓明《四书》本经，必用朱子读法，必专用三年之功，夜止兼看性理书，并不得杂以他书，必以读经空眼簿日填以自程。看史及学文，必在三年之外，所作经义，必尽依科制条举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说而推明之。又必择友举行蓝田吕氏《乡约》之目，使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则学者平日皆知敦尚行实，惟恐得罪于乡评，则读书不为空言，而士习厚矣。必若此，然后可以仰称科制经明行修，乡党称其孝弟，朋友服其信义之实，庶乎其贤才盛而治教兴也，岂曰小补。古者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未有不教而可以宾兴者。方今圣朝科制明经，一主程、朱之说，使经术、理学、举业三者合一，以开志道之士，此诚今日学者之大幸，岂汉、唐、宋科目所能企其万一。第因方今学校教法未立，不过随其师之所知所能，以之为教为学。凡读书纔挟册开卷，已准拟作程文，用则是未明道已计功，未正谊已谋利，其始不过因循苟且，失先后本末之宜而已，岂知此实儒之君子小人所由以分，其有害士习，乃如此之在。呜呼！先贤教人格言大训，何乃置之无用之地哉！敢私着于此，以待职教养者取焉。 右分年日程，一用朱子之意修之。如此读书学文皆办，纔二十二三岁，或二十四五岁；若紧着课程，又未必至此时也；虽前所云失时失序者，不过更增二三年耳，大抵亦在三十岁前皆办也。世之欲速好径，失先后本末之序，虽曰读书作文而白首无成者，可以观矣。此法似乎迂阔，而收可必之功，如种之获云。前所云学文之后，方再明一经，出于不得已。纔能作文之后，便补一经，不可迟，须是手自钞读。其诸经钞法读法并已见前，其余经史子集音义旁证等书，别见书目，今不备载。读经之后，当看全史一过。看张子、邵子、三胡、张南轩、吕东莱、真西山、魏鹤山、程、朱门人之书一过。 编修程积斋先生端学 程端学，字时叔，号积斋，畏斋弟。泰定进士，调仙居县丞，未行，改授国子助教。时隐士张临慎为司业，先生与之论文，不合，未及考，即注代。平章素闻其名，留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学士虞集推服之。出长筠州幕而卒。先生与同里孙友仁，慨《春秋》一经，未有归一之说，索前代说《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折衷异同，湛思二十余年，作《春秋本义》三十卷、《三传辩疑》二十卷、《或问》十卷，故论《春秋》之精，未有如先生者也。（梓材案：黄氏本，此下续云：「子徐，至正中，以明《春秋》知名。」而全本无之。） 春秋或问 或问：「『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天王之天，先儒以为孔子所加，子独以为鲁史之旧，亦有说乎﹖」曰：「吾闻诸程子曰：『《春秋》因鲁史，有可损而不能益也。』《周礼．司服》『凡丧为天王斩衰』，则天王之称，其来旧矣。诸侯国史称天王，无足怪者，况《春秋》大义，固不在加天于王上，然后为尊王也。凡其所以讥诸侯大夫之僭者，皆尊王之义，愚故断然以为非孔子所加也。」曰：「张氏诸儒以宰为太宰，夫子责其奉命赗妾，特贬冢宰于上士中士之例，而又名之，以深其罪，子独何以知其不然邪﹖」曰：「此正一字褒贬，贼经之弊，恶得雷同而许之也﹖况先儒亦有不同其说者乎！吕朴乡有言曰：『《春秋》周大夫不名，爵从其爵，单伯、刘子之类是也。未爵称字，家父、荣叔之类是也。舍是无名道矣。』是故经书宰有三：元年，『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书名而不书氏者，士也；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书氏及字，命大夫也；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来聘』，书官而不名氏者，三公也。始使士，继使大夫，终使三公，天子日微，诸侯日强矣。此其旨，不亦甚明白哉！夫以天王之尊，而下赗诸侯之妾母，何必名其使而后知其非哉。」 或问：「『辛未取郜。辛巳取防。』胡翼之曰：『书甚其恶也。辛未至辛巳十一日之间，浃旬取其二邑，故谨而日之也。后之谈《春秋》者，尽不用日月。且如取郜取防之义，苟不用日月，则其实何以明。若但言以此月取郜取防，必不能知一月之间，十一日内，两取其邑也。』其说然乎﹖」曰：「此论似是而实非也。日月者，纪事自然之法也。如日月不可用，《六经》诸史将废之矣！惟其有用也，是以不得而废也。《春秋》非不欲尽书日月也，然旧史有详略焉，有阙文焉。其无日月，不可得而益；有日月，又不可得而去也。无日月而益则伪，有日月而去则乱，故《春秋》纪事，有有日月者矣，有无日月者矣。公、谷见其有日月与无日月也，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或牵彼以就此，或例此以方彼，自知不通，则付之不言，故日月之例，为《春秋》蠹矣。今壬戌败宋师，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鲁史纪事自然之法也，得其日而事益详，鲁隐之恶益彰；若或不得其日，既败宋师，又取郜取防，其恶亦不得揜，非圣人特书其日以甚其恶，亦非谨其事而日之也。苟谓圣人特书日以甚其恶，以谨其事，则余无日者，皆无甚恶，皆无甚谨乎﹖此其不书日月者也。若并月不书，则事皆无恶，，皆不谨乎﹖故曰似是而实非也。」曰：「张氏谓二邑非鲁之版图，故书取以着其无名者，然乎﹖」曰：「取者，善恶通用之。取邑曰为恶，《诗》曰『取彼斧戕』，『取彼狐狸』，亦为恶乎﹖况取者，旧史之文，非孔子所措之字，《春秋》之作，其自然之妙与天地侔。天之生物，非物物雕琢，《春秋》亦非字字安排，其意乃在一句之间，而非着一字以为义。一字褒贬，乃末世相沿之陋。朱子曰：『当时大乱，圣人据实书之，其是非得失，付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间求褒贬，窃恐不然。』可谓善读《春秋》矣，惜其不暇著述也。」 或问曰：「夏五无月。先儒有曰：『传疑也。疑而不益，见圣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犹及史之阙文。」又语人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书者有矣，盍亦视此以为鉴，可也。然则《春秋》曷以谓之作﹖其义断自圣心，或笔或削，明圣人之大用。其辞则旧史有可损而不能益。』其说然乎﹖」曰：「此即《谷梁》之说，而益之以辞者也。《谷梁》之辩，孙氏、高氏备矣，此不复论。窃谓，『吾犹及史之阙文』，孔子盖谓事之不可知者尔。若事之显然而可见者，孔子安得不正之哉！『多闻阙疑』，孔子教人阙其理之可疑者尔。若理之断然而可言者，孔子亦使人慎言之邪﹖若夏五而无月，乃事之显然而可见，理之断然而可言者，而非改易古书之谓也，孔子亦岂恝然而已矣。若曰孔子笔削，可损而不可益，当并去五字，亦不害于此事之义。孔子必不录断烂不可读之文为后世训也。秀岩亦曰：『胡氏之说，愈密而愈疏矣。圣人作《春秋》，固谓空言不如行事也。使旧史果有夏五之文，则亦削之而已，存而不益于义，何所当乎﹖此必秦、汉以后，传者有所脱遗，如《左氏传》成公二年夏有之比尔。必为之说，则非矣。』」 或曰：「『公及齐、宋、陈、卫、郑、许、曹会王世子于首止』，『诸侯盟于首止』，张氏诸儒谓，再称首止，美之大者。然乎﹖」曰：「不然也。会王世子在夏，又与世子为会盟诸侯在秋，又诸侯自为盟，会盟既异，而又有二三月之差，故不得不再言其地，乃书法当然，何大美之有！夫桓公知戴世子之为义，而不知要君之非义；先儒知桓公之有功于王，而不知假仁之非义，正《孟子》所谓『久假不归，恶知其非有』者也。吾何以知其假也﹖古之真有者，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桓多内嬖，家嗣不立，身死而公子作乱，其所以正王之冢适者，果自身而推之哉！圣人安得而虚美之﹖昔汉高帝爱赵王如意，欲易太子，张良造谋，使四皓辅太子以朝，朱子论之曰：『良之为此，不惟不暇为高祖爱子计，亦不暇为汉家社稷计矣。』其事正相类，而首止之事，殆又甚焉。呜呼！权谋术数之计起，大人格君之道不复见，此孔子所以恻然有隐而书与。」 或问：「『卫杀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先儒谓，公子瑕未闻有罪而杀之；元咺立以为君，故卫侯忌而杀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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