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图画虽至宋代已受崇讲理学之影响，注重鉴赏之结果，尚理想，讲笔墨，凡关于图画之种种法式，多趋解放，而文人寄兴之作，已大有势力于画院。然以画院俨然立于上，四方画工，要皆以得供奉为荣，所作纵多野逸，而尚工整浓丽者仍不少。自入元后，则所谓文人画之画风，乃渐盛而愈炽。盖元崛起漠北，入主中原，毳幕之民，不知文艺之足重，虽有御局使而无画院，待遇画人，殊不如前朝之隆。在上既无积极提倡，在下臣民，又皆自恨生不逢辰，沦为异族之奴隶。凡文人学士，无论仕与非仕，无不欲借笔墨以自鸣高。故其从事于图画者，非以遣兴，即以写愁而寄恨。其写愁者，多苍郁；寄恨者，多狂怪；以自鸣高者，多野逸；要皆各表其个性，而不兢兢以工整浓丽为事，于是相习为风。元初诸家，如陈琳、赵孟頫辈，犹承宋代余绪，上追古风，不少高古细润之作。然同时有高克恭一派，主写意尚气韵，承董、巨之衣钵而发扬之，其势力已足与陈、赵诸家相抗峙。其后思想益趋解放，笔墨益形简逸，至元季诸家，至用干笔擦皴，浅绛烘染。盖当时诸家所作，无论山水、人物、草虫、鸟兽，不必有其对象，凭意虚构；用笔传神，非但不重形似，不尚真实，乃至不讲物理，纯于笔墨上求神趣，与宋代盛时，崇真理而兼求神气之画风大异。论者美其名，曰文人画。且以画派论，尤足以见元代图画之日趋简逸，其属于繁密工整浓丽之画派，如历史故实，野田风俗等，多不乐写之，抑若有所畏惧而难近者。至若墨兰、墨竹类之画派，则凡自士夫而娼优，概多能之。其初原为二三士夫借以寄兴鸣高，其后相习成风，人以其简略易习，遂鄙弃工整浓丽之风，而群趋于简逸之路。故以笔墨论画，元人实能以简逸之韵，胜前代工丽之作，不失为绘画史上以次进步之现象；以画而推论当时一般画家之用志，则自原以画为遣兴者外，皆有近乎偷懒取巧之嫌。世风推移，有关艺术，有固然欤！兹分别论之。
前代人物画，以道释画为中心。而所谓道释画者，多为俗人礼拜之用。至元以喇嘛之特兴，除少有关系之禅宗外，其他佛教诸宗，多遘衰运。故礼拜画像之风，亦遂以替。虽间有如来大慈像之作，亦多以墨幻、或白描，以见笔墨之趣，无复注意庄严相如前代者。盖是时人物画之题材，或取史事之高逸者，如渊明把菊、刘伶荷锸等故事，而以高逸之笔写之；或取幻想之象征，如戏婴、招鬼诸图，而以狂怪之笔写之；此外则于山水，如山居图等中一二如豆之人物而已。虽元初如陈琳、赵孟頫等，力追古风，善作高古细润之人物；然气韵日下，不可力挽，寖至元季，如倪、黄诸家，且于山水中亦有不画一人物者。盖人物画至于元代，亦已告衰退之状，不独道释画之衰退已也。若就其着者而论之，赵子昂画无所不能，马及人物，陶宗仪谓为有过龙眠。同时号为吴兴八骏之钱选，人物亦宗法龙眠，盖皆高古细润，不失宋风。其受松雪翁之陶熔者，则有陈仲仁、陈琳、朱德润三人。皆能骎骎入古，而朱德润尤为有名。好古法而擅人物名者，中山刘贯道亦颇不弱。刘于至元十六年写裕宗容，称旨，补御衣局使，其于应真人物变化，态度尤雅，一展玩间，恍然置身五台国，与阿罗汉对语，眉睫鼻孔皆动，论者谓无忝于吴道子、王维。自是而后，画风渐变，人物画者渐少。其作画也，不复兢兢于迹象之求。杞县郭敏工画人物，喜武元直，但师其意，不师其法。吴梅山、许择山等，亦皆好自出心裁，挥发如意。间有学马、夏者，如张远、沈月溪、丁野夫，所作往往乱真，亦名手也。但其闻名，不在能学马、夏，与赵松雪、朱德润等以能得伯时法，可矜奇于当时者不同。至若江山颜辉画鬼极工，有八面生意；川中高暹画马极工，往往龙化，管夫人之画佛像，亦非凡手。而赵衷、萧月潭之白描人物，则尤为元代人物画所少见而可贵者也。
此外如蔡山、赵璚之徒，画罗汉庶几龙眠，月湖阿加加喓，子宗法法常，所谓牧溪派者，亦善水墨观音等；其遗迹多有流存日本。是盖当时专行喇嘛教，此类佛画，不合时宜，适日本镰仓时代及室町时代，正与我国交通，其缁流遂挟以东渡，甚至如上述诸画家，不但真迹流传海外，其姓名亦遂不着于我国画史。
元代花鸟画，虽不及宋代之盛；然多承宋人黄筌、赵昌之宗派，竞尚工丽。元初花鸟名家，首推钱舜举，其画宗法赵昌，高者与古无辨，尝借人白鹰图，夜临摹装池，翌日以临本归之，主人弗能觉。湖州人经舜举指授，类皆以能画名。沈孟坚为其高足。赵松雪亦尝问画法焉。同时有陈琳、李仲仁亦皆以善画花鸟名，仲仁尝为湖州安定书院山长，其写生花鸟，含豪命思，追配古人，松雪见之，叹曰：“虽黄筌复生，亦复尔尔。”盖仲仁宗法黄筌者也。其时法黄筌着名者，又有王渊。王字若水，能以墨画花鸟，称当代绝艺。与之同好者，则京兆边武之墨戏，亦甚有名。夫墨画花鸟，前代极少，而元人常能为之，盖由元入明，而墨画花鸟之一派，行将大盛故也。此外如林伯英之学楼观，谢佑之之仿赵昌，臧良之师王若水，皆有可观。洎乎季世，画花鸟者极少。惟盛懋学陈仲美而变其法，以精巧称。孟玉涧之花鸟翎毛，亦为当世所珍重。此外如边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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