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礼配位 洪武元年十一月庚子、冬至，始祀上帝于圜丘。有司议配祀，太祖谦让不许，亲为文告太庙曰：“历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独不敢者，以臣功业有未就，政治有关失；去年上天垂戒，有声东南，雷火焚舟、击殿吻，恐无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辄奉以配。惟祖，神与天通；上帝有问，愿以臣所行奏帝前，善恶无隐。候南郊竣事，臣率百司恭诣庙庭，告成大礼，以共享上帝之锡福。”(《礼志》。 ) 二年五月癸卯，夏至，将祀方丘，群臣复请。太祖执不允，曰：“俟庆阳平，议之。”八月，庆阳平。十一月乙巳，冬至，群臣复固请。乃奉仁祖配天于圜丘，(同上。 ) 三年五月戊申，祀地于方丘，以仁祖配。 建文元年正月庚辰，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配。(已上《本纪》。 ) 洪熙元年正月敕曰：“太祖受命上天，肇兴皇业。太宗中兴宗社，再奠寰区。圣德神功，咸配天地。朕崇敬祖考，永惟一心。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神只，奉皇祖、皇考配祀。仍著典章，垂范万世。”(《通典》。 ) 嘉靖九年，给事中夏言上疏言：“太祖太宗并配，父子同列，稽之经旨，未能无疑。臣谓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当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当之。”礼臣集议，谓：“二祖配享百有余年，不宜一旦轻改。”帝降敕谕，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孟春祈，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阁臣以二祖分配，于义未协；且录仁宗所撰谕并《告庙文》以进。帝复命集议于东阁。皆以为太庙之祀，列圣昭穆相向，无嫌并列。况太祖、太宗功行并隆，圜丘、大祀殿所祀，均之为天，则配天之祖不宜阙一。臣等窃议，南北郊及大祀殿每祭皆宜二祖并配。帝终以并配非礼，谕阁臣讲求。璁等言：“古者、郊与明堂异地，故可分配。今圜丘、大祀殿同兆南郊：冬至，礼行于报，而太宗不与；孟春，礼行于祈，而太祖不与。心实有所不安。”帝复报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故大报天之祀，止当以高皇帝配。文皇帝功德岂不可配天？但开天立极，本高皇帝肇之耳！如周之王业，武王实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当时未闻争辨功德也。”因命寝其议。已而言复疏言：“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后儒穿凿，分郊、丘为二，及误解《大易》‘配考’、《孝经》‘严父’之义；以致唐宋变古，乃有二祖并侑、三帝并配之事。望断自宸衷，依前敕旨。”报曰：“礼臣前引太庙不嫌一堂。夫配帝与享先不同，此说无当。”仍命申议。张璁入言：“郊祀之议，圣见已决，独臣不忍无言。皇上信以并配之说尽古礼乎？大祀殿非明堂之位，孟春祈又非大享之礼，则未免有失于古也。皇上信以并配之说非今宜乎？太祖百有余年之神座，岂忍言撤；文皇百有余年配天之报，岂忍言废，则又未免有失于今也。窃以天地分祀，宜从古礼，彰我皇上善继善述之孝。祖宗并配，宜从今制，彰我皇上不愆不忘之心。”疏入，帝乃责璁前后变志，非忠爱之道。于是礼臣复上议：“南北郊虽曰祖制，实今日所创。请如圣谕，俱奉太祖独配。至大祀殿则太宗所创，今乃不得侑享于中，窃恐太宗之心有所未安。宜仍奉二祖并配。既复古礼，又存祖制，礼意人情，两不为失。”遂依拟行之。(《实录》、《礼志》。 )万历三年，张居正进《郊礼图册》云：“自洪武初，奉仁祖配向配享；建文初，更奉太祖配享；洪熙元年，奉太祖太宗同配享；嘉靖九年，初建圜丘方泽，分祀天地，俱止奉太祖一位配享，而罢太宗之配。其大祀殿则以孟春上辛举行祈，奉太宗同配享。十年，又改以启蛰日行祈礼于圜丘，仍止奉太祖一位配享。十七年九月，诏举明堂大飨礼于大内之元极宝殿，奉献皇帝配享。隆庆元年，诏罢明堂配享。”(《通典》。 ) ◎祈 嘉靖十年正月辛卯，祈于大祀殿，奉太祖、太宗配。(《本纪》。 ) 明初，未行祈之典。世宗欲更定二祖分配礼，因诸臣固请，乃许于大祀殿祈，奉二祖配。至是，始以上辛日举行。礼毕，帝心以为未当，谕张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并配，决不可法后世。嗣后大报与祈，只奉太祖配，”寻亲制祝文，更定仪注，改用惊蛰节。礼视大祀少杀，不设从坛，不燔柴，著为定典。(《三编》。 ) 十一年正月辛未，祈于圜丘。始命武定侯郭勋摄事。(《本纪》。 ) 给事中叶洪言：“祈、大报，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无不亲郊。成化弘治间，或有故，宁展至三月。盖以郊祀礼重，不宜摄以人臣。请俟圣躬痊，改卜吉日行礼。”不从。(《礼志》。 ) 《文彬》按：世宗厘正祀典，皆能折衷于古。顾郊祀更定后，三十余年间，祀南郊者七祀方泽者一；议行祈大飨诸典，仅初举时一躬亲，以后皆遣代。所为纷纷制作，徒崇虚文以饰观瞻而已。 十八年二月丁未，祈于元极宝殿，不奉配，遂为定制。(《礼志》。 ) 隆庆元年正月，礼臣言：“先农亲祭，遂耕田，即祈遗意。今二祀并行于春，未免烦数。且元极宝殿在禁地，百官陪祀，出入非便。宜罢祈，止先农坛行事。”从之。(同上。 ) 崇祯十四年正月辛巳，祈于南郊。(《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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