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谭、冯衍）
◆桓谭传
桓谭字君山，沛国郡相县人。他父亲在成帝时是太乐令。桓谭因父亲的关系任为郎，因而爱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把五经读遍了，能解释古书大义。不离章辨句。文章写得好，尤喜爱古学，多次从刘歆、杨雄辩论分析疑难异义，爱好杂戏，为人平易不摆官架子，而喜欢诋毁世俗儒生，由此常遭排斥和攻击。
哀帝、平帝年间，地位只是一个郎。傅皇后父亲孔乡侯傅晏很看得起桓谭。当时高安侯董贤受皇上宠幸，他妹妹被封为昭仪，帝对傅皇后日益疏远，傅晏默默不得意。桓谭对傅晏说“：过去武帝想立卫子夫，暗中搜集陈皇后的过错，陈皇后终于被废，卫子夫竟然被立。今董贤受宠而他妹妹尤为宠幸，可能又有‘卫子夫’之变，可不忧虑吗？”傅晏惊动，说“：是的，怎么办呢？”桓谭说“：刑罚不能加在无罪的人身上，邪气枉道不能胜正人。士以才智侍君，女以媚人的方法求主。
皇后年少，还没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有人在内驱使巫医，在外求方技，邪门歪道，这些，不可不加防备。又君侯因是皇后的父亲受尊重而通宾客，宾客必然要借此增强自己的威势，这样就会招来人们的讥议。不如谢宾客遣散门徒，一定要谦恭谨慎，这是修己正家避祸的方法啊。”傅晏说：“好。”于是罢遣宾客，到宫中去告诉皇后，如桓谭所讲的那样。后来董贤果然暗示太医令真钦，搜集傅氏的罪过，就逮捕了傅皇后的弟弟侍中傅喜，审讯中没有抓到罪证，案子得到消除，所以傅氏在哀帝时期终于得以保全。后来董贤当了大司马，听到桓谭名声，想与他交结。桓谭先上书董贤，说以辅国保身的方法，董贤不能用，桓谭就不与他往来。当王莽摄政和篡弑平帝的时候，当时的知识分子莫不为王莽歌功颂德。或叙述祥瑞徵兆为王莽作舆论讨好王莽，桓谭却清白自守，默默无言。王莽时，为掌乐大夫，更始立，拜为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征召为待诏，桓谭上书言事与世祖旨意不合，没有采用。后来大司空宋弘推荐桓谭，拜议郎给事中，因而上书陈述当时政事应注意事宜，说：我听说国家的废兴，在于政事；而政事的得失，决定于辅佐是否得人。辅佐贤明，贤俊之士充满朝廷，而治理能与世务相吻合；辅佐不明，议论的事不合时宜，举措就多失误。作为国家的君主，都想兴教化建善政，然而政事不能治理好，是由于贤者意见不一。以前楚庄王问孙叔敖说“：我不懂得如何搞好国事哩。”叔敖说“：国家有事不能定，是大家厌恶的，恐怕大王不能定吧。”楚王说“：不能定只是由于君主呢，还在于臣子呢？”叔敖说：“君主对臣子骄傲，说臣子们离了我就无从富贵；臣子对君主骄傲，说君主离了臣子就无从安身。君主有的到了失国的地步还不醒悟，臣子有的到了无衣无食的境地还不能进身朝廷。君臣不合，国家大事就无从定了。”庄王说“：好。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家大事。”那些焦躁处理政事的人，是根据风俗施教，发现哪里有失误就设法防止，威德兼施，文武交错使用，然后政事调节得切合时宜，而那些焦躁不定的人就可使之定了。以前董仲舒说“：治理国家好比琴瑟一样，如调节不过来就应改弦更张。”改弦更张难行，而违反众人要求就必亡，所以贾谊因才高而被逐，晁错因智多而死。世上有特殊才能的人之所以不敢讲话，就是怕蹈前人的覆辙哩。且设立法禁，并不能完全堵塞天下的奸人，都合于众人的心意，大体采取便于国，利于事多的就可以。设置官吏，以治理众人，悬赏设罚，以区别善恶，恶人受到诛灭挫伤，好人就得到了幸福。现在人们互相杀伤，虽然已经伏法，但私下里却结了仇怨，子孙还要报仇，后来的仇恨比以前更深，以至全家被杀家产被灭，但风俗上还称他为豪侠健士，所以虽然有些怯弱的人，还勉强向他们学习，这是听人自理再没有什么法禁了。现在应当申明旧令，如果已被官府处决而私相杀伤的，虽然自己已经逃跑了，还应将他的家属迁到边境地方去，相伤的，加常二等，不准许雇人上山伐木赎罪。
这样，仇怨就自解了，盗贼也自息了。治理国家的道理，是加强本业而抑制末业，所以先帝禁人从事二业，禁锢商贾不准做官，这就是抑制末业养廉耻的方法。现在富商大贾，大多放高利贷，中等之家的子弟，为他们作保信的劳役，像臣仆一样勤劳，而他们收的利钱与封邑的贵族一样多，所以众人互相羡慕效仿，弃农经商，不耕而食，以至于奢侈浪费，尽情享受。现在可令诸商贾互相检举揭发，如果不是自己劳动所得，都没收用来奖励揭发有功的人。这样，就会只靠自己的劳力，而不敢雇请别人，一个人事少，力量单薄，就必定要弃商归农。田亩得到修治，粮食就增收而地力就充分利用了。又看到现在用法令来决定事情，轻重各不相同，或都一件事几种法，罪相同而论处各异，这就给奸吏们以可乘之机，想让活就搬出生的依据，想致死就以死刑论比，这样就为刑法开了两扇门。今可集中一批通义理熟习法律的人，对法律条文逐条进行分析比较，统一法度，颁发到州、把旧条文统统废除。这样，天下人都知朝廷的政策，刑狱就无滥施怨恨了。书奏了上去，没有见纳。这时帝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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