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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空空的，小兰和小莹都不在。我在红肿的额头上抹上葯，便一头扒在床上，想着那红色皮箱。虽然对那个男人的爱意和对未来的希望使我减轻了对她们两人的愤恨，但我依然对此感到惊悚。她们为什么要和那个司机联合起来，为什么对我一夜的啜泣声无动于衷？那晚她们热诚邀请我与她们同住，那只箱子就是她们的目的吗？为什么？她们以这种方式还骗过其他女孩的钱吗？想着这些，又一次受着伤心和愤懑心情的折磨。为了摆脱这个状态，我站起身给芬打电话。
我向她滔滔地诉说着。最后我说：“她们怎么这样可怕啊？”
话筒里传来她轻微的呼吸声。
“你真的觉得她们比我们更可怕吗？”
她说了这一句，我沉默了，竟无言以对，一时间，脸也有些发热。我说：“你替我请个假，下午，我不上课了。”
“为什么？”
“我要等小兰。我要要回我的箱子，我只想要回箱子，要回衣服，至于钱，给她们好了，我也不怪她们。”
“你怎么这样糊涂，这几天学校一直在放假。”
放下电话，我决定一直在房间里直到小兰回来。想到将要离开这座房子，我打开柜门，把自己新买的衣服—一放进一个简易袋里，把小兰和小莹曾临时给我穿的全都叠好，放回去。望着这些衣服，也不能不说和她们在一起是值得怀念的日子。一想起那幽静的红灯区，更是离不开小兰。这是不是她在竭力作出补偿？
我焦躁不安地等着她回来，弄得疲乏不堪，额头也一直在痛。可是直到晚间，不管是小兰还是小莹，她们都没有露面。我决定去smill找她们。
我坐了一辆出租，直穿大堂。里面照例是男人和女人。
台上没有女孩表演，而是一个穿着白纱裙的女人在弹钢琴。
莫非她以这种方式做广告？我久久地望着她，想起自己儿时就企盼着自己是这样的形象，坐在钢琴边优雅地弹琴。这时一个男人上台给她送花，那粉红色的花里夹着一张钞票。那是五十元还是一百元？正当我做这样的猜测时，身后有人喊我。
“海伦。”
我回过头，看见小兰、小莹和两个男人围着一张台子在喝酒。我的心一下怦怦跳起来，似乎身处绝境。我走过去，坐在小兰旁边。
“昨晚上你一夜不回来，我们很为你担心。新加坡虽是个法制国家，但也常有意外之事。”小兰嗔怪道，随后她看到了我额上的伤，惊讶道，“出事了？”
“没有。我今天等了你们一天。”
“今天刚好和小莹一道。你找我们有事啊？什么事？”小兰关切地望着我。
在她绿色眼影上方的额上还留有两处圆圆的烫伤，呈紫红色，我的脑海里再次响起了我们惊慌的叫喊声和日本人的嘿嘿笑声。我讷讷地坐着，又低下头去。一会我像是走投无路似的横下心来，小声说道：“小兰，昨天我又遇见那个抢我箱子的印度司机了，他让我问你。我……我只想要回我的箱子。”
小兰没说话，只传来了喘息声。我不敢抬眼看她，好像难以与她对视。我想她也和我一样低着头。沉默中对面一个男人说：“我们出去到另一个酒吧去，这儿太闹了。”
小莹没听见我和小兰的对话，她热诚地邀请我同他们一起去。两个男人也以期待的目光望着我。
“不，你们去吧。”我笑了笑。
他们真的站起身，小兰自始至终没有再讲一句话，低着头只机械地迈着脚步。我迅速地瞥了她一眼，那两只猫一样的眼睛迟缓地眨动着。
我感到有些茫然，若有所失地盯着桌面上的喝剩的酒，心中不无感慨地想，从此这个绿眼睛姑娘是不是就这样走出了我的生活？我望着这个闹哄哄的夜总会，心中的伤痕越发让我感到荒凉和可怕。我站起身来向外走去，突然感到我对小兰说了那一句话之后，箱子和箱子里的东西就一点也不重要了。既然这样，那我还是回他的公寓里去吧，现在就去。
我很快地走着，刚要走出大门，有三个男人迎面挡在我的面前。2
他们身穿灰色制服，都以一种嘲弄和戏弄般的冷静直视我。他们的目光使我一下哆嗦起来，内心像有一根东西断裂了。其中一个男人说：“请出示证件。”
“什么证件？”
“能证明你身份的一种证件，如居住证，工作证，学生证。”
我低下头。
“我们是移民厅的，我们怀疑你是非法吧女。请出示证件。”
我从口袋里掏出学生签证。一个男人接过去，认真地看了一会，便放进一个文件袋里。我突然哭了起来。我说：“我没有，我不是，我来找朋友的。”
“所有的「妓」女都这么说。听候处理。”
两天后，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她说：“你们国家好像有这样一句古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却学着学着就像到了夜总会。昨天移民厅下了通知，正式取消你的签证。两星期之后你必须离境。”
我低着头，像根本没听见她的语声似的，只顾哭丧着脸，向她歪起嘴chún，说：“那一晚，我没做。”
“你，时常撒这样的谎？难道那一晚你没做你就不是「妓」女了？移民厅对你们每一个人在干什么都一清二楚，是绝不会弄错的。你们这些小龙女永远没有个羞耻心啊，上次taxi也这么说的。”校长以怜惜的打颤的声音责备道。
我无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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