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摘录
陈万煦译，蔡受百校，商务印书馆，1991年11月
韩德强摘录说明
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今天，从经济学界到一般舆论都把全球化作为经济活动的合理化的代名词，并以上帝般的口吻断言，全球化将不可逆转。因此，一切主张资本管制的言论，一切主张建立本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人，一切贸易保护的做法，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1998年香港为了保卫联系汇率制，运用金管局的储备与国际金融炒家大战一场，挫败了金融炒家迫使港元贬值、并从中渔利的企图。但这一场保卫战被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是违背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政府不干预市场的信条，从而使香港失去了自由贸易港的美誉。同样，马哈蒂尔总理宣布外汇管制，以阻止国际热钱洗劫马来西亚的财富，也被华尔街控制的国际舆论诅咒为违背历史潮流的异端分子。但是，如果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化趋势给各国人民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灾难的话，这样一种信念和趋势究竟能坚持多久呢？为什么我们还要为全球化的到来鼓与呼呢？究竟是谁从全球化趋势中受益，而又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全球化进程呢？
知史明鉴。将近200年前，当英国工业的力量在世界上独占鳌头时，在欧洲大陆经济学界和舆论界也流行着一种自由主义信条，始作者是亚当·斯密；那时候也流行着一种趋势，叫世界主义。但是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的实业界和政界人士却并没有奉行自由主义信条，并没有把世界主义趋势看作是上帝的天启。他们懂得自己在与英国工业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因此他们这样回应自由市场的天使们：“如果英国在工业上处于高度的先进地位，可以容许比以前更进一步的国外竞争，那是符合英国自己已经看得很清楚的国家利益的。但是法国的工业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地步，因此它自己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利益是在于使工业获得保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保护制度目前对它说来是不可少的。等到将来时机成熟，法国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可以容许国外竞争而不必借助于限制措施时，他（维莱耳先生）将毫不迟疑，学习坎宁先生的榜样，使法国可以从中获得利益。”（第312页，法国大臣维莱耳回答英国首相坎宁，估计为185年前后——摘注）而德国则在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的指导下成立了德国关税同盟，实施了坚决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可以设想，没有德、法、美等各国实业界和政界人士的清醒头脑，就没有这些国家在19世纪的崛起和强大，世界也许早就在英国的独霸下实现全球化了。
实际上，在19世纪，身体力行“亚当·斯密学说”的是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俄罗斯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地主、贵族们用自己的农产品交换英国的工业品，过了一段价廉物美的好时光，但是很快由于没有发展本国工业，一当世界市场农产品供应过剩，地主们就叫苦连天了。这些国家最终成了欧洲的农业国，失去了在欧洲的发言权。而当时，同样落后于英国的德、法、美等国家却没有那么无知地听从斯密教条摆布，其国家经济政策的真正指导思想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今天，这些国家强大起来了，特别是当年靠贸易保护起家的美国成了发达国家的盟主，为了防止世界上新的竞争对手挤入发达国家俱乐部，它们效仿当年英国的做法，到处宣扬亚当·斯密的教条，把自己的成功经验——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悄悄地收藏起来。于是，作为19世纪真正杰出的经济学家代表的李斯特以及他的著作，被现代经济学家们不动声色地排挤出了经济学的殿堂，甚至在经济学说史上也只是一笔带过。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于1841年出版，它总结了李斯特作为德国关税同盟经济顾问时丰富的实践经验，比较了当时欧洲大陆各国以及美国的兴衰，史料丰富，行文流畅，说理充分，在批驳自由市场教条的同时，形成了完整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对于遏止“亚当·斯密学说”对德国工业的威胁，协调德国政界、实业界和舆论界的意见，化解德国地主对保护主义的反对，起到了只手擎天的作用。旧中国，一些抱着实业救国理想的人曾译介过此书，但由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全面控制着中国，关税不能自主，李斯特的主张也就无从实施。解放后又于1961年翻译出版了该书，但由于当时出版此书主要是供批判用，影响也很小。而现在，中国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有完整的国家主权和发展壮大自己的国家意志，而且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的挑战，李斯特的著作就有了重大的时代意义。
马克思和李斯特是同时代的德国经济学家，但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的需要，马克思着重分析了亚当·斯密的著作，而对李斯特分析很少。这种情况造成了当前我国经济学界无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还是提倡自由市场的学者都对李斯特知之不多。但是，我们认为，李斯特国家主义经济学特别适合落后国家在世界市场经济的竞争，适合中国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方针，因而应当成为各级经济管理干部的必读著作。如果继续单方面地让源自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教条在干部、知识分子和舆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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