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才是使世界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基本原因。我们不否认第三世界工业化进程对战后繁荣的重要意义,但绝非仅仅因为有廉价资源。70年代以后,尤其是70年代末以后,由于西方七国集团及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利用第三世界债务危机推行结构调整计划,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资源导向出口部门,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资源和部分初级产品的供应量,使资源对工业品的比价下降到历史最低点。这样,西方世界可以用更少的工业品去获得更大量更廉价的资源,但这也没有使西方经济走出停滞。
我认为,以上三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漏掉了关键性的原因,即国际经济竞争优势的转换。“二战”前,美国、日本、欧洲之间以及欧洲内部英、法、德之间经济竞争十分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过剩的危机长期难以摆脱。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方法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之间的矛盾以及一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但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经济竞争缓和,促成了战后20多年的繁荣;但是,在这20多年的繁荣期内,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逐渐恢复竞争能力,并逐步从竞争劣势转变为竞争优势,而与此相应则是美国经济竞争力的衰落,“三大集团”间的经济竞争重新激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日渐严重,福利政策难以为继,大量剩余资本找不到出路,造成了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的低速增长和停滞动蕩。
“二战”后,中国、东欧等大片区域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对资本主义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加之欧洲和日本各国经济萧条,内部矛盾一触即发,大有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倾覆危险。对此,西方的战略家和政治家们忧心忡忡,他们充分地意识到了西方阵营内部团结的必要性。“铁幕”一词既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诅咒,也表达了西方统治精英们内心的恐惧和团结的愿望。但是,资本主义世界向来不是由愿望来左右的。团结的必要性必须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可能性结合,才会结出真正的果实。而“【經敟書厙】二战”后的西方阵营的力量对比则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战后美国经济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这意味着它可以有限度地单方面提高成本。这使它有可能以高税收政策筹集马歇尔计划的资金及维持不断增长的军费,同时提高工人的工资搞福利国家政策,从而总体上提高美国货的成本,而无损于它的经济竞争力。对美国来说,军费增长和福利国家政策缓和了生产过剩的危机,增加了国内需求,而汽车、高速公路和郊区化运动则为国内需求的增长提供了出路。这就延缓和减轻了经济危机,使美国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世界经济持续繁荣的火车头。——当然,这里并不排除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轻度发作。
竞争的缓和对欧洲和日本的复兴更是决定性的。战争刚刚结束时,由于美国商人赚钱心切,大量廉价美货潮水般地涌入欧洲和日本市场,使本来已经步履维艰的欧日企业濒临破产,失业率急剧上升,工人运动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各国政府纷纷向美国军事和行政当局发出求救警报。于是美国鼓励英镑、日元等货币贬值,允许欧洲和日本各国单方面保护本国市场,并且一改逼迫日本等国解散财阀、拆卸军事工业和重工业装备的占领政策,不再强求美国货统吃全球市场。这样,由于美国产品的相对高价位,则给欧洲和日本的成本有限上升提供了空间,提高了需求水平。加以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加速了战后重建的过程。重建的完成、需求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扩大了美国商品的出口市场,这成为战后美国经济繁荣的主要因素之二。
西方三大经济区域内部竞争的缓和使生产过剩危机得到重大缓解,因此经济的重新增长成为可能。但是,如果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由此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不被纳入西方资本、资源和商品的循环,西方世界的战后繁荣就会受到自然资源制约、市场容量制约和投资场所制约,其繁荣期就会大大缩短。也就是说,第三世界各国的工业化进程的展开只是为发达国家的繁荣提供了更充裕的条件。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民族解放运动最终没能解放自己,反而成了西方战后长期繁荣的第三大支柱。不幸的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充当了发达国家的资源供应国,他们在跟着西方的繁荣经历了一段没有发展的增长后,又率先成为西方停滞的牺牲品。
竞争的规律是从缓和走向激烈,经过崩溃(危机)后又缓和,复又走向激烈。
事实上,美国的绝对竞争优势没有多久就丧失了。到50年代末,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明显低于欧洲和日本。由于欧洲和日本没有庞大的军费开支,加以要恢复战争创伤,社会对低工资和低工资增长的承受能力较强,因此欧洲和日本的国内需求增长低于美国,而由此导致的生产过剩可通过出口商品、输出资本来解决。这样,欧洲和日本的生产成本就低于美国,从而日益成为美国强劲的经济竞争对手,逐渐将美国从欧洲和日本的庞大市场上挤走,进而对美国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在内的市场发起进攻。
到60年代末,美国经济竞争力已经不再有总体优势,庞大的美帝国的经济基础在动摇。但这时经济领域的衰落还没有反映到政治和军事领域,美国政界、商界的头面人物还沉浸在霸权顶峯的幻想中,他们一如既往地充当世界警察,到处扑灭反抗的火焰。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为防止“东南亚多米诺骨牌”坍塌而打的越南战争。越战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终,这对美国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战争期间急剧膨胀的军费,进一步抬高了美国货的价格,加剧了美国经济竞争力的衰落。
美国经济竞争力的衰落意味着美国货的市场份额缩减,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下降。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55年为36.3%,1960年为33.7%,1965年为31.3%,1970年为30.2%,1975年为24.5%。①但美国垄断集团是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的,为了挽回局面,它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提高竞争力。其一是美元贬值,以1973年为标志,持续至今,其中美元对日元的比价从1:360降低至目前的1:120左右,而其趋势还将进一步发展;其二是逆转福利政策。从70年代至今,美国的实际岗位工资水平没有提高,而失业率上升,并居高不下,半失业和临时工大量增加,中产阶级队伍缩小,因而美国总体工资水平下降。
①杜厚文,朱立南主编:《世界经济学》,第4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
不仅如此,在60年代末,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也开始走向尽头。由于第三世界工业化是在西方经济体系内进行的,受到西方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直接控制,其结果是难以发展起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而只能形成进口高附加值产品尤其是奢侈品,出口初级产品的经济格局,成为西方经济的外围,因而工业化进程的空间十分有限。虽然他们也曾采用过进口替代战略,但是由于社会结构掌握在特权消费者手中,贫富分化严重,因而进口替代工业的国内市场狭小,又缺乏国际竞争力,逐渐成为高成本、低效益的工业,最终归于失败。
此后,在国际垄断资本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鼓动下,各国民族资本家们知难而退,迎合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需要,纷纷实行起“出口导向战略”。但是这样一来,国内两极分化更加急剧发展,普通老百姓的购买力不增反降,而特权消费者则由于担心国内政局的动蕩纷纷把攫取到的巨额财富存入欧美银行,造成大量资本的净外流。因而,发达国家不但相互间的贸易增速下降,对第三世界的商品输出也受到制约。这是资本逻辑在世界范围现实展开的生动写照——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至此,支撑美国从而整个西方经济战后繁荣的三大支柱一一坍塌,美、日、欧之间的经济竞争表面化,开始了从70年代初至今的经济停滞。
经济停滞并不是竞争停滞,相反,在停滞期,竞争更加激烈。70年代经济学界有一个流行的新术语,叫滞胀。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宏观经济或者是高失业率、低通胀,或者是低失业率、高通胀,而滞胀则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的并存。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特的组合呢?经济学家们曾经绞尽脑汁寻找答案。其实,如果从竞争激化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是很容易解释的。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模型是一国模型,其推广应用的大背景是各国用高关税等各种措施封锁了相互间密切的经济往来,各国经济联系弱化,因而当经济衰退时可以用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在经济过热时可以用提高利率来遏制通货膨胀趋势。但是,当各国经济联系密切,资本可以自由流动时,一国降低利率,不但不能刺激投资回升,反而有可能导致资金外流,从而加深经济衰退;一国提高利率,不但不能对经济过热降温,反而有可能吸引大量外国短期资金流入,从而加快经济过热的脚步。
同样,70年代滞胀现象也是由于两大国际竞争因素促成的。第一,发达国家间的竞争激化,这促使各发达国家纷纷把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大量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以谋求降低生产成本,增强竞争力,同时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上升;第二,以石油危机为标志,发展中国家谋求改变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力量增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斗争加剧,从而促成了以石油为代表的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发达国家为转嫁负担,遏制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增强,便反戈一击,全面提高制成品价格。这样原材料和工业品轮番涨价,就像一国内部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一样,成为国际范围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为了打破这一滞胀僵局,以美国和英国带头启动里根—撒切尔主义。里根—撒切尔主义的哲学是新自由主义,其主要特征是推行大规模私有化运动,放弃福利国家政策,大幅度削减社会开支,削减税收(因此里根—撒切尔主义又被称为“劫贫济富”政策),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但是,里根—撒切尔主义还有另一面,即同时扩大需求,特别是增强军费开支。一方面削减税收,一方面扩大军费开支,钱从哪里来?实行赤字财政,用高利率吸引外国资本购买美国国债。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多重的,其影响极为深远。一言以蔽之,世界经济的增长走入了依赖美国需求增长的新阶段,而美国的需求增长却是靠大规模赤字实现的。
这是一个怪圈,各国把钱借给美国人花,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的经济增长,美元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国的债市和股市。如此恶性循环,美国的债务越来越大,股市越涨越高,而世界经济的总需求却越来越低迷。这种循环继续下去,唯一可能的结果是美元大幅度贬值和股市跳水,世界经济进入全面大萧条。
世界经济总需求的萎缩首先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由于美国的高利率政策,70年代贷向拉美、非洲的廉价的石油贷款一夜之间成为高息贷款,第三世界各国还本付息的负担骤然加重,1982年,墨西哥首先爆发债务危机,到1987年时,第三世界债务总额猛升至1亿美元,约占第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各国经济增长几乎全部被债务本息吸干。然而到1996年时,这一债务总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增长至将近2亿美元。
世界经济总需求的萎缩也出现在日本和欧洲。在扩大需求的赤字政策和增加供给的减税政策的综合刺激下,美国经济一度增长强劲,但是事实并没有像里根所想象的那样增强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反而给欧洲和日本的企业场供了市场,大量来自欧洲和日本特别是日本的商品潮水般地涌进美国,严重威胁到美国企业的市场份额。为了削弱日本的竞争力,1985年美国召集七国财长开会,达成了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大幅升值。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日本企业采取如下三项措施:一是将企业大量外迁,以寻求低生产成本,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二是投资欧美,收购欧美企业;三是投资日本股票、房地产市场。其中第一项使日本工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却促成了东南亚一带在80年代中后期的繁荣;第二项是基本失败,日本收购美国企业的行动遭到美国工业、金融巨头的抵制;第三项则导致日本经济的投机化、泡沫化,日经指数一路狂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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