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不但任泉先生做不到，中国政府也无力做到。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指望“改造世界”，还是先“转变观念”，认真地考虑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吧。否则，难免被人笑话成唐·吉诃德，或是沙漠里的鸵鸟。
①任泉：《gatt乌拉圭回合内幕》，第3～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9月。
②同上，第9页。
实际上，非关税壁垒还是传统的贸易保护工具箱里的工具。使用者发现，这种工具就像精确制导炸弹，想保护什么就保护什么，想保护到什么程度就保护到什么程度，定向性极好，而且还可以作为针对特定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作用。与之相比，关税壁垒就像是普通炸弹，命中精确度低，误炸可能性大，有时飞起的弹片还会杀伤自己，更不能作为针对特定国家的外交政策使用（最惠国待遇），不利于分化瓦解、合纵联横。因此，虽然非关税壁垒的制作成本高，需要对各国特定行业的贸易和竞争力情况有深入的了解，还需要找到适当正常理由，但是由于关税武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缴了械，非关税武器的性能又这么良好，各国便越来越多地使用非关税武器。这就出现了奇特的景观：一方面，一轮轮的gatt/wto谈判不断地降低关税，“东京回合后，欧共体平均关税为6.0％，日本为5.4％，美国为4.9％”，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又进一步降到4％。①另一方面，非关税壁垒不断加强，“到乌拉圭回合后，非关税壁垒已达2700多种，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条款、利用公平贸易的借口，逐步走向双边和歧视性贸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保护制度和机制，限制的范围已扩展到劳务和高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经济集团搞集体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秩序面临严重危机的突出表现就是主要工业国家对非关税壁垒的使用日趋频繁。不仅对已经成熟的产业如农业、纺织、服装、钢铁等进行非关税壁垒保护，而且对支持国内生产的重要增长部门如电子、汽车工业等行业也进行严密的保护。据世界银行统计，oecd工业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口受非关税壁垒的影响比重已从1966年的25％，上升到了1988年的48％（世界银行，1988）。‘乌拉圭回合’以来，工业化国家采用非关税壁垒措施已有新的发展趋势。涉及到贸易问题时，以非关税壁垒形式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急剧增长（克拉克，1992年）。”②
①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第36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2月。
②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第37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2月。
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涌动的背景下，甚至gatt/wto谈判进程本身也遇到坚硬的死角，农业和纺织品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由于工业化国家对农民的扶植政策，包括森严的进口壁垒，对生产资料和出口实行补贴等，农业贸易不但远远没有变得更自由，反而越来越趋向保护。”纺织品贸易也是越来越不自由。“第一个国际棉纺织品协定是1961年制订的，1962年10月又产生了棉纺织品长期协定，它的明确目标是保护工业国市场不受低工资发展中国家进口商品的破坏。与此同时，它又宣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日益增多的通往这些国家市场的门路。1974年，演变成了多种纤维协定（mfa）。之后不断地出新版本，其条款一次比一次严格。”①
①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第37～38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12月。
标志着第三次贸易保护主义跃上新高度的，则是美欧香蕉战和美欧牛肉战。这两次大战本身涉及的贸易金额并不大，香蕉和牛肉也不是什么战略物资，但正因为如此，这次贸易战的意义才更加重大。
香蕉战始于1993年欧盟香蕉进口管理办法，该办法的关键是统一各国的香蕉进口关税，对欧盟内部的香蕉生产给予补贴，对世界五大主要香蕉生产国则规定了相对进口配额（每年220万吨进口配额，配额内关税25％，配额外关税225％），同时给原欧洲殖民地的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国家（简称非加太国家）的香蕉生产以足够的配额。这一方案是十足的贸易保护主义方案，对美国十分不利。原来美国切奎塔、多尔和戴蒙特三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中美洲五大香蕉生产国的生产，其产量占全球香蕉年产量的75％，仅切奎塔、多尔两家公司就占有欧盟75％的市场，而欧洲和原欧洲所属的非加太国家的香蕉生产成本均高于美国。因此，欧洲香蕉进口管理办法明显地是排斥美国香蕉，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美国一纸诉状将欧盟告到了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欧盟则在世贸组织内部与美国打太极拳，几个回合下来，美国气急败坏，于1998年11月10日威胁欧盟，开出一份制裁清单，扬言要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欧盟则针锋相对的批评美国，认为此举是不负责任的单方面行动，是臭名昭著的“301条款”的延伸，反过来将美国告到了世贸组织。世贸组织左右为难，只好各打五十大板，既裁定欧盟违现，又大幅度削减美国可征收惩罚性关税的额度。①不料，正当外界以为事情平息下去的时候，欧盟宣布仍然坚持原有香蕉市场改革方案。紧接着又宣布，拒绝接受世贸组织关于要求欧盟撤销荷尔蒙牛肉进口禁令，②再次把世贸组织的裁决机制推向悬崖。究竟世贸组织将如何应对两大贸易巨头的争执，结果如何，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大贸易巨头都不惜以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人质，在牛肉和香蕉这样的小问题上都互不退让，拔枪决斗，这充分说明各大集团的贸易保护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瘫痪世界贸易组织的程度。看看美国和欧盟斤斤计较到这种地步，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这次做出的让步令美国和西方惊喜不已了。
①参见方奕涛：《欧美香蕉贸易争端始末》，《香港传真》1999年4月16日。
②［美］安德鲁·哈里格、皮特·莫瑞西：《危险的远不止是香蕉和牛肉》，《商业杂志》，1999年6月16日。
实际上，以上分析的还只是涉及贸易保护的常现战争情形。事实上，在各国竞争的武器库中，还有一件核武器，那就是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和相应的汇率战。
区域化是全球化的动力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需要对全球化概念作一分析。近年来，“全球化”一词频繁出现在大众媒体中，成为90年代的流行话语。当人们使用着各种品牌的“intelinside”的计算机，看着“windows”画面，打着全球通手机，喝着可口可乐，欣赏着施瓦辛格的肌肉和冷面时，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冒出一个词“全球化”。但是仔细想一想，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使用同一家或几家公司产品，因使用这些产品而产生共同语言和感受，这的确是全球化了，但这不也是跨国公司化吗？这是大众传媒的成功，也是英特尔、微软、摩托罗拉、可口可乐公司的成功。
如果从哲学层面上说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完全同意。我们不妨说，人类从非洲的东非大裂谷出发，散布到全球各地（姑且取这种人类起源说），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从各地的原始部落的交往和冲突中产生出部落联盟，这是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从部落联盟到大大小小国家的形成，这是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从许多小国家中产生出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等覆盖广大地域的政权，这是第四次全球化浪潮；从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到波澜起伏的20世纪，这是第五次全球化浪潮。这是从最宽广的历史尺度来说的，具体到每一次浪潮，中间更有无数阶段和曲折动人的故事，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从总趋势上说，人类的互动程度越来越高，联系越来越密切，直至形成主导全球的力量，这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是否从局部到全局的主导力量的形成，更在于谁来主导，和什么力量来主导。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全球化的进程也是一个充满血腥、暴力的进程，而且越是全球化进展迅速的时候，也就越是冲突激烈、生灵涂炭的时候。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全球化急速推进的时期，在这个短短二三百年的时期结束后，即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秦帝国，按当时的地理概念，即完成了全球化，统一了度量衡和文字，建立了统一的邮政和交通网络。但是，围绕着是由秦国还是由燕国、齐国、楚国或是六国合纵完成全球化，却经历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各国无数百姓战死疆场，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正是身历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老子以人为本，呼吁“绝智弃圣”、“绝巧弃利”，回到“小国寡民”状态，停止全球化的脚步。数千年来，尽管老子的呼吁恍如空谷绝响，一直遭到左右派学说的嘲笑，只有叔本华、弗洛伊德等少数学者予以回应。但是，谁能否定老于呼吁中所包含的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和关怀呢？试想，老子以后的世界短短不过两千多年，虽然智巧有了极大的增长，但人的内心世界却反而日益失落于对满足、幸福、安宁、真情的向往，越来越充斥着强烈的不满足感、物慾、空虚、混乱、虚伪；虽然财富不断在增长，但只是满足了少数人的“纵慾无度”，多数人的基本生活要求仍不能得到满足，而且这多数人还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充当战争的牺牲品；虽然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满足一些人“征服自然”的虚幻野心的物质文明，却把全人类推到了资源枯竭、充满暴力甚至爆发灭绝性战争的边缘。瞻望前景，诚实而深刻的学者是不敢轻易乐观的。如果没有人们超越自身利益的努力，人类在不久的将来必将面临绝境（这也是一种全球化的方式，而且非常彻底，全球都化光）。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有谁还敢嘲笑老子的“小农意识”，有谁还能批判老子的“反动”？他的呼声难道不是更像回响在思想空谷中警醒人类的旷世洪钟吗？
当然，老子的呼吁并没有、也不可能阻挡全球化的脚步，却让人们深刻地思考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和方向。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是由多数人主导的全球化，还是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第二，如果是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又是哪些人主导的全球化？在老子时代，“多数人的全球化”的理论和认识还没有产生，因此，作为对少数人的全球化的拒绝，老子提出“结绳而治”。应该承认，一直到20世纪以前，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对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提出过异议外，更多的知识分子则为各国争夺主导权而献计献策。而事实上，历史也基本上是“少数人的全球化”的历史。但是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情况就有了不同。因为马克思事实上提出了一个颇具吸引力和历史感的“多数人的全球化”的理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20世纪成为“多数人的全球化”运动的试验场。正是有了两种全球化方向的较量，以及不同方向下不同模式和利益集团的较量，这一世纪的内涵才变得格外丰富。当然，在这场世纪较量中，由于多数人并没有找到自由联合的适当方式，“多数人的全球化”失败了。在弗朗西斯·福山们看来，这意味着全球化只有一种可能的方向，即“少数人的全球化”。于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就窃取了全球化的双重可能性，把全球化的必然性化作少数人的全球化的必然性，并以必然性之名对多数人进行思想和利益上的[qiángbào]。但是，在我们看来，“多数人的全球化”的失败只是一种新的全球化方向遭到的暂时挫折，两个重大因素可能促使这种方向最终占主导地位：其一是“多数人的全球化”运动的自我反思；其二是“少数人的全球化”进程由于失去多数人的制约而走向反面。最近这场北约侵南战争就是这样一场以全球化名义进行的战争（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就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在国际政治中的奇妙用语），由此我们既可以观察到“少数人的全球化”的狰狞面目，也可以看到失去制约后的霸权方式。
这是我们要澄清的第一个问题，即目前所谓的全球化准确地说是少数人的全球化，因此它既不是人类的福音，也不具备必然性。认为这种全球化进程不可逆转，并且值得全人类热烈欢迎，这只是少数人扶持多数人的意识形态而已。事实上，随着这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被推进失业和贫困的深渊（参阅附录《全球化陷阱》书摘），并不排除物极必反，转向另一方向的全球化的可能性。而且，由于吸取上一轮多数人全球化进程的经验教训，新一轮多数人的自由联合可能会更加真实、持久。
第二个问题是，目前的所谓全球化不仅是“少数人的全球化”，更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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