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从哲学层次上讲全球化可以作为统领历史进程的大概念，但是全球化毕竟还是最近才进入日常语境的。目前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全球化始于1492年哥伦布登上新大陆。也就是说，通常所指的全球化不仅是指少数人的全球化，更是指资本主义制度和逻辑地全球化。最近出版的《全球化论丛》就持这样的观点。其中，杨雪冬先生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
到目前为止，全球化进程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单一中心对多中心的侵蚀和单一中心的确立；单一中心的维持与更迭；多中心的复兴和单一中心的衰落。第一个阶段从15世纪全球化进程源起到19世纪70年代大英帝国霸权的确立。这个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拓殖，用武力摧毁了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把这些一度繁荣昌盛的地区文明中心纳入到西方势力的控制范围之中，并把西方制度、文化强行施加于这些地区，西方中心地位就这样逐渐确立起来。大英帝国成为西方中心的中心甘情愿，以其庞大的殖民地获得了“日不落帝国”的称号。第二阶段，从1880年一直到1972年美元本位的终止，经历了欧洲中心向美国中心的转变。早在1880年，美国的经济实力就处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首位，美国中心的地位是在“二战”后确立起来的。在美国霸权维持的和平下，全球化进程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一方面体现在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经济力量对世界市场整合的推动；另一方面体现为运输通讯技术的革新，使物质与信息的流动可以跨越空间的障碍。由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使美国式的制度。文化价值观念等成为许多国家模仿的对象。当然，必须注意到美国中心地位在“二战”后也面临着两种力量的挑战，一种来自以前苏联为核心的东欧集团，它虽然一度成功地遏制住了美国势力的扩大，但没有能力把自己的影响转化为全球性的力量；另一种来自取得独立后的第三世界，它们虽然在政治独立上取得了国际认可，但无法彻底脱离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第三个阶段从70年代一直到现在，而且还会继续下去，在这个时期中最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其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在全球范围及其国内受到了批判或抵制；二是全球化进程的参与呈现出多元化局面。许多曾经被压制的力量和众多新兴的力量纷纷登台亮相，并且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参与权利。在这种多元格局中，全球意识、全球共识、全球行动也初露端倪。全球化进程正在摆脱由单一中心主导的特点，形成多元推动、多元共存的强大趋势。①
①杨雪冬、王列：《关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对话》，载胡元梓等主编：《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
我基本同意杨雪冬先生所作的三个阶段的划分。他的论述实际上是把全球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全球化。
遗憾的是，杨先生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并且在用语和事实选择上明显地“为尊者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读出这一全球化进程的血腥。在美洲，武力摧毁文明中心意味着2亿多印第安人的90％死于火枪、皮鞭、矿井和瘟疫；在非洲，意味着4800万黑人被掳掠，其中3600万人葬身大西洋鱼腹，1200多万人成为美洲矿井和种植园的奴隶；在亚洲，意味着印度沿海的大屠杀、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和战争。并且，这既是单一中心对多中心的侵蚀，也伴随着多中心对单一中心的反抗和挣脱。如果取第一阶段历史的某一横断面来说，也可以称为多元推动、多元共存。只是在共存的暂时状态下，发展着单一中心的霸权的确立。在对第二阶段的分析上，杨先生更忽略了惨绝人寰的“一战”和“二战”正是争夺全球化主导权的战争，从1880年直接跳到了“二战”以后。在对第三阶段的分析上，杨先生虽然正确地指出了美国霸权的衰落，但是却把多中心的复兴混同于多元主导全球化，更没有看到多元争夺全球化主导权所蕴含的巨大危险。
第三，“全球化”、“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这是三个外延逐渐缩小、内涵逐渐丰富的递进概念。如果说把不加限定词的“全球化”称为广义全球化，则“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可称为宽义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化”还只能称作中义全球化，因为还有一个最狭义的全球化，即杨雪冬所称的全球化第三阶段——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事实上，“全球化”一词所以出现在80年代初期，而不是更早，就是因为其所指是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新特点。这是人们谈论“全球化”时所指的真正对象，也是本节标题“区域化是全球化的动力和本质”所指的全球化。如果要给这一阶段的全球化起一个称号的话，叫“资本自由流动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或“资本流动全球化”可能更为准确。我们已经指出，不加限定词的“全球化”才可以享有必然性，加了限定词的“全球化”并不具有必然性，而且限定词越多，必然性越弱。“资本流动全球化”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一步限定，因而必然性最弱。也就是说，“资本流动全球化”被逆转的可能性最大。事情正是如此。
前面已经谈到，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了美日欧三大经济区域激烈竞争的时期。70年代初期，由于日本和欧洲竞争力强劲，大量美元流向欧洲美元市场，迫使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汇率改由市场调节，这为资本自由流动提供了土壤。此后，美元对日元和欧元大幅贬值，迫使日本和欧洲的跨国公司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以降低生产成本。对此，美国一方面也大量地将产业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则掀起私有化浪潮，以便大规模裁员和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还削减社会保障资金，以便减少税收，增加本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这一系列措施在经济学上的概括便是“新自由主义”，主张一切让市场发挥作用，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实现贸易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而这些措施的最大受惠者则是跨国公司。有了资本自由流动的权利，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配置资源，寻找最低生产成本和最低税收线路，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更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不是被动地在各国的法律范围内运作，而是设法钻各国法律的空子，甚至以撤走投资相威胁要求各国改变对外资不利的法律，降低税收，并把利润集中到那些海外金融飞地。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寻求最高利润线路而来的是，外围国家的低工资和高失业率向中心国家蔓延，而外围国家本身却并没有因此降低失业率，因为跨国公司在外围国家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就会挤掉当地工业三到五个就业机会。因此，整个世界的需求进一步萎缩（一个外围国家工人的需求水平是中心国家工人需求水平的1/10左右），各国政府调节经济的能力削弱，税收减少，债台高筑，私人信贷消费额也数量猛增，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同步性和连锁性加强。在生产基地和产品全球化的同时，污染、犯罪、毒品业、色情业也都迅速地全球化。这些都是“资本流动全球化”带来的直接后果，也是为人们切身感受到的“全球化”。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第一层结论是，“全球化”的动力是跨国公司。的确，正如《全球化陷阱》所描述的，“生产和资本越是可以无限制地自由地加以支配，那些有一部分可以说是巨人般的组织就越是强大和不可战胜，这些组织使各国政府和它们的选民都感到心惊肉跳和被夺去权利。这种组织就是跨国公司。据联合国的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统计，有将近4万家企业在3个以上国家设有营业点。100家最大的公司集中控制了将近1400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跨国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贸易的2/3，这种交换中差不多有一半是这些公司在它们自己的网络系统内部完成的。它们是全球一体化的核心，并且一往无前地推动着这个过程。”①
①［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着，张世鹏等译：《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第153页，中央的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
最近又有一个生动例子说明了跨国公司是怎样推进全球化的，那就是1999年3月中旬德国财政部长奥斯卡·拉方丹的辞职。拉方丹是从1995年起就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是党内的核心人物。1998年社民党大选成功，组成红绿联盟政府，他担任财长一职，但实际上却是本届德国政府中最具权威的人物。拉方丹的经济思想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的，在德国经济面临衰退的情况下，他主张扩大内需，提高社会保障标准，降低失业率，减轻低收入者的赋税负担，增加他们的实际收入，以刺激消费。同时，为弥补税收减少的损失，而增加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税负等。但是，这一系列主张却遭到了德经济界的强烈反对。20家跨国公司的老板联合警告施罗德政府，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拉方丹的经济政策意味着增加劳动力成本，减少利润，从而削弱他们的竞争力。如果继续执行这种政策，他们将考虑把总部和工厂迁出德国，这样政府的降低失业率的目标不但不能实现，反而还会上升。这20家公司中有西门子、汉莎航空公司等著名的跨国公司，出面说话的是德国allianz保险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舒尔特·瑙利。①就这样，拉方丹成了跨国公司为动力的全球化的又一个牺牲品。
但是，跨国公司为什么要推动资本流动全球化呢？难道它们不知道由此将提高失业率，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威胁跨国公司本部和上流社会的安全吗？不，它们对此是清楚的。例如，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爱德华·卢特沃克，这位华盛顿的保守的思想家，从前是冷战的鼓吹者，现在却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最尖锐的批评者。此人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所产生的“揷上翅膀的资本主义”纯系一场令人不快的恶作剧：“马克思主义者在一百年前所断言的并且当时绝对错误的东西，今天竟成为现实。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阶级却越来越穷”。全球化的竞争“把人们投入绞肉机，并破坏着社会的内聚力。”②又如，摩根·斯坦利基金会和美国居第四位的纽约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一贯建议把生产移往国外，大力精简企业机构。1996年5月16日，罗奇致函该银行的所有公司客户：“几年来，我一直赞美提高生产率的好处。”“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如今的想法完全变了，我不知道我曾经赞美的东西是否真的会把我们引上上帝允诺的幸福之地。”“不能一味去压榨劳动力。无休止的裁减劳动和削减工资，这归根到底是一种毁坏我国工业的馊主意。”③但是，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是无法止息的。这倒不是说跨国公司不可以联合起来，制定垄断价格，减缓竞争烈度，而是说，“资本流动全球化”本来就起源于70年代的三大经济区域间的竞争激化，实质上也是这三大区域间的跨国公司的竞争激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区域化是全球化的动力。
①willianmdrozdiak：《德国经济到了关键时刻：商业领导人迫使施罗德彻底转变》，华盛顿邮报外国信息服务，1999年3月23日。
②［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张世鹏等译：《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第1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
③［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张世鹏等译：《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第170～17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
对于美国来说，“资本流动全球化”还有第三层含义，那就是充分利用美元的独特地位，利用美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世界经济组织中的主导作用，利用美国穆迪投资服务公司的信贷评级的巨大影响，吸尽世界各国的财富，促使各国放弃经济主权，推动各国经济解体，削弱日本和欧洲的跨国公司与本国和本地区的利益相关性，促进它们与美国的利益相关性，从而完成在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才不遗余力地向世界各国推销“新自由主义”，推销“全球化”。
我们都注意到，美国一方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另一方面却仍然用凯恩斯的理论搞赤字财政，扩大需求，增加军备。换成任何一个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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