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工作量。对于在此以前一直作为科学进步前沿阵地上的精英的职业阶层来说，这种前景是有些残酷的。施米茨有理由断言，目前德国软件生产部门中的20万个工作岗位，将来也许只能保留下2000个，不多不少2000个。（第140页）
自由贸易区加大了区域内竞争的烈度，增加了失业
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于1988年为论证共同体内部市场方案而提出的长达1000多页的一份研究报告，曾预计可实现以下各点：增加600万新的工作岗位，预算赤字普遍下降两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逐年达到4.5％。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报告也曾做出类似的承诺。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这种内部市场变成为真正的“驱人竞争的鞭子”（《时代报》），驱赶着欧洲各国工业投入一场竞争，使得一股前所未见的合理化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失业数字上升，预算赤字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相反，增长却放慢了。（第155页）
在1979年至1995年间，（美国）有4300万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其中多数人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工作，但是他们当中2/3的人不得不满足于低得多的报酬和更糟糕的工作条件。（第164页）
福利国家正在迅速消失，富裕沙文主义抬头
“涡轮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渗透现在似乎已经不可阻挡。它正在摧毁自身存在的基础：即能够发挥职能作用的国家与民主的稳定。迄今为止的社会福利国家正迅速消耗着自身凝聚力的社会资源，其速度比生态资源的消耗还要快。（第12页）
盲目地适应世界市场的压力必将把迄今为止的福利社会引入无法无天的社会反常状态，使社会结构崩溃，而这些社会结构的正常运转本是福利社会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第224页）
越来越多的选民疏远自己传统的代表。就像被看不见的手牵着一样，他们抽回了对中间党派的支持，转而在右翼民众主义者那里寻找安慰。（第242页）
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陷阱
因为这些政府在所有与生存攸关的未来问题上只是一味地让人们注意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观强制，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一种软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于是就名存实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陷阱。（第13页）
但是围绕最高效益和最低工资所进行的世界竞争却为非理性夺取政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并不是真正缺吃少穿的贫困者在进行造反，而是目前社会中问阶层中广泛流行的对即将丧失社会地位的恐惧会爆发出无法预料的政治爆炸力。不是贫困，而是对贫困的恐惧正在威胁着民主。（第15页）
有组织犯罪飞速增长
正如银行和康采恩一样，跨国犯罪集团也从取消经济的法律限制中获得了好处。在所有的工业国，警察当局和司法当局都谈到了有组织的犯罪的飞速增长。有一个国际警察局官员客观地说：“凡是对于自由贸易有利的东西，对于犯罪也有利。”由七个最大的经济强国于1989年组织的专家小组估计，截止到1990年的20年间，国际市场上海洛因的成交量增加了19倍，可卡因的成交量增长了15倍。（第287页）
由专家参与的有组织的犯罪，在今天是世界范围内发展最迅速的经济部门，该部门每年带来的利润为5000亿美元。随着犯罪的资本基本资金的增长，犯罪卡特尔腐蚀或直接收买合法企业或国家机构的力量就越大。国家制度的发展程度越低，这种情况就越具有威胁性。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哥伦比亚和香港，合法和非法的活动都交织在一起了。谁也无法估计，有哪些国家机构还在维护法律或者是在受到犯罪分子的委托的情况下同犯罪分子的竞争对手作战。意大利在同黑手党的较量中尽管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但也并未取得胜利。过去的黑手党头头的资本顺利地转到了那些只需要将他们的组织现代化的继承人手里。（第289～290页）
（无组织）犯罪像瘟疫一样流行
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传统战争相反，今天多数战争不是在各国之间，而是在每个国家内部进行的。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后一年之内有17000人被暴力活动夺去生命，比长达16年之久的国内战争打死的人还要多。（第36页）
实际上任何一个地方也没有像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反革命发源国家一样，最终如此清楚地显示出社会衰落：刑事犯罪像瘟疫一样流行。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世界上排名第七的经济财团，这个州用于监狱的开支已经超过了全部教育预算。已经有2800万美国人，即全国居民总人口的1/10以上住在严密警戒的高楼之中，在住宅区构筑防御工事。美国公民为私有武装保镖所支付的金钱相当于他们的国家支付警察开支的2倍。（第13页）
刺耳的美国噪音统治全球文化
如纽约人、录像艺术家柯特·罗伊斯顿所预言的那样，文化领域的最终产品就是一种无聊的、全球化的统一的美国音调：“刺耳的噪音”。（第23页）
思想和产品都追随剩下的为数不多电影院所上演的电影和音乐风格。它们在适应潮流，而且适应速度之快使土生土长的本国的供货者无法与之竞争。（第25页）
国家向金融集团和跨国公司屈服
全球化不是自然而然的进程，是有意操纵的产物
获胜者，如世界康采恩西门子公司老板海因里希·冯·皮勒尔得意洋洋地说：“竞争已成为一股狂风，我们即将面临真正的风暴。”皮勒尔和其他新全球主义的倡导者的用词是要使人们相信，似乎无论如何这是一种自然产生的过程，是不可遏止的技术与经济进步的结果。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结绝对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由于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越来越多的政府和议会，签订一个又一个协定，颁布一个又一个法律，它们的决定消除了妨碍资本和商品跨越国境流通的障碍。从外汇交易的解除约束，到欧洲内部大市场的形成，到世界贸易协定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的不断扩大，西方工业国家执政的政治家们系统地造成了一种连他们自己也无法对付的局面。（第11页）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动力和核心
生产和资本越是可以无限制地自由地加以支配，那些有一部分可以说是巨人般的组织就越是强大和不可战胜，这些组织使各国政府和它们的选民都感到心惊肉跳和被夺去权利。这种组织就是跨国公司。据联合国的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统计，有将近4万家企业在3个以上国家设有营业点。100家最大的公司集中控制了将近1400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跨国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贸易的2/3，这种交换中差不多有一半是这些公司在它们自己的网络系统内部完成的。它们是全球一体化的核心，并且一往无前地推动着这个过程。（第153页）
税收的急剧减少决不是大康采恩所特有的现象。许多中等企业的税金也急剧减少了。这些企业系统地利用了当时各国税收体制之间的差别，它们能够在国际间使自己的税负达到最优化。在专家的行话中所说的税收计划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转移价格”。……企业的支出，总是在税率最高的地方最大。相反，在免税区或低税率区从事经营活动的子公司总是能获得过高的利润，即使它们在那里只是设立了一个带有电传和两名工作人员的办事处。（第275页）
在转移价格不能充分奏效的地方，人们就会采取其他手段。例如人们就经常使用“双重租金标准”的办法。在这种场合，企业充分利用各国对租借设备规定的折旧费的差别，以求同时在两个国家内在减少税金的情况下积累起购置机器、汽车或飞机的费用。这种方法是把荷兰的子公司和设在免税区如荷兰的安蒂尔或瑞士的企业结合在一起。利用两地的税法可以使9/10的企业利润只交纳5％的税金。（第277页）
无国界税收旅游的结果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在政治辩论中人们对此都避而不谈：除了货币政策、调节利率和汇率外，跨国经济中的另一个国家主权的核心领域即征税也逐渐消失了。（第278页）
由于经济的无国界化而造成的国家财政的空虚不只是在收入方面。新的跨国公司还同时把国家支出的日益增大的部分弄到自己的金库，一方面为最低缴款而竞相努力，另一方面又同时为获取丰厚的补贴赠款而互相竞争。例如，美国电子康采恩amd为在德累斯顿建立一个新的芯片厂而得到了8亿马克或计划投资额的35％的补偿。此外，联邦和萨克森州还提供了整整10亿马克的信用担保。其余的5亿马克则由银行财团援助，国有的州银行也参与了这种援助。因此，康采恩要自筹的资金甚至还不到全部投资的1/5，几乎全部的市场风险要由纳税人来负担。在开姆尼茨、摩泽尔河地区和爱森纳赫的欧宝公司和大众汽车公司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第279～280页）
金融集团统治世界
一个新的政治阶级登上了世界权力舞台。任何国家、任何公司企业甚至任何一个纳税公民都无法摆脱这个政治阶级的影响：这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从事外汇和有价证券交易的商人们。英国首相约翰·梅杰1995年4月诉苦说，金融市场上事情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完全不受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控制”。意大利前任总理兰贝托·迪尼，至少是本人作为意大利货币发行银行前任总裁，对梅杰的意见表示赞同：“不应允许市场暗中破坏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认为整个金融行业都是卑鄙的，他直截了当地把这个行业的商人特权阶层称为“世界经济的爱滋病毒”。然而，金融市场上所出现的、遵循的完全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所理解的逻辑，是各工业大国的政府自招其祸。它们以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市场的神圣经济学说的名义，自70年代初以来系统地拆毁原来用以控制和掌握货币与资本跨越边境流通的一切限制。现在它们像束手无策的学习魔法的小徒弟一样，抱怨说，它们再也无法驾驭和制伏自己和师父用咒语呼唤出来的魔鬼。（第66～67页）
1996年2月，（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裁）蒂特迈耶尔在瑞士达沃期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上解释说：“问题只在于多数政治家总是不能弄清楚，他们自己今天已经处于金融市场的控制之下，甚至被这种金融市场所统治。”（第84页）
国家屈服于金融集团
因为国家越是依赖于投资者的良好愿望，政府也就越是毫无顾忌地对于那些本来已经特权化的少数人即货币财富的占有者实行优惠政策。而他们的利益总是相同的，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他们货币的稳定的表面价值，对他们的利息收入尽可能减少征税。这些市场崇拜者不断地把这些目标等同于共同福利。而且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中由此形成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各国之间金融经济的短路迫使他们争先恐后地减少征税，降低国家开支，放弃社会福利平衡，其结果不是别的，而只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全球再分配。（第86页）
进入世界金融领域必须要付出高昂代价，向利率等级制法则屈膝投降，交出权力。最有影响的、体现金融市场世界统治权力的匿名代办处是穆迪投资服务公司。这家代理公司的判断也许会使有关国家付出增加数十亿利息负担的代价，还会对各国的选择施加影响。《纽约时代》杂志讽刺地评论说：“穆迪公司的这个人统治着世界。”（第91～92页）
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金融市场也在挑起冲突，这些民族越来越多地被剥夺政治调控能力。被迷信市场的经济学家称作世界金融法庭的外汇市场和有价证券市场经常做出极不公正的判决，它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法律，只会制造经济混乱，而不是公正。（第98页）
放弃资本流通中的（国家边界）控制就会使一种灾难的、自私自利的推动力发挥作用，它将系统地挖掉民族主权的基础，并且长期带有无政府主义的特点。国家失去了它的征税主权，政府听任人们敲诈勒索，警察当局面对刑事犯罪组织软弱无力，因为它们抓不住这些组织的资本。（第86页）
美国成了唯一还有高度主权的国家
与此同时，大国远远不像小国那样害怕市场的判决。从这种判决中捞取好处的首先是美国。（第98页）
至少在金融市场上，迄今为止具有重大意义的与其说是全球化，还不如说是美国化。（第99页）
国家丧失税收能力
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所谓的驻海外金融机构的发展更能说明世界金融体系敌视国家的趋势。从加勒比海、列支敦士登，直至新加坡，今天已经有100多个机构分散到全球各地。这些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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