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保险机关和投资信托基金机构管理着富有顾客的资财，并且有计划地逃避这些资财所属国家的干预活动。（第86页）
德国富豪们仅仅在德国金融行业在卢森堡的分支机构和投资信托基金公司中就存放了2000亿马克。因此每年大约有上百亿的收入逃过财政部。（第88页）
把所有资金外逃的地点加起来计算，谨慎估计德国政府每年税收损失高达500亿马克，接近于联邦政府每年新增加的债务。早在1987年世界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和欧洲货币的专家们计算，在这个世界经济黑洞中所隐藏的财富已达1万亿美元。（第89页）
这种资本外逃的生意是在银行和公司的电子计算机网络上实现的。而这些网络中心是在德国、英国、日本或美国土地上。在它的网络上金融行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大部分硬盘存储数据报告给海外地区。（第90页）
世界金融体系高度脆弱
危险的是大银行和投资公司一旦丧失支付能力，因此使整个体系陷入威胁之中。一家金融机构的破产在一夜之内会牵连损害许多别的金融机构，引起一种世界范围的“多米诺效应”。商贸活动突然停顿，整个体系陷入萎缩，不可避免地形成一场全球性危机，就像1929年10月世界所经历的那个“黑色星期五”那样。（第123页）
全世界的投资基金机构和银行借来数十亿廉价日元，然后兑换成美元，赚取高达6％的利率差额。这样，来源于日本的3000亿美元都流入了购买美国债券的生意中。如果日本经济开始繁荣，货币发行银行再度提高利率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第129页）
全球化的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是推进全球化的意识形态
放松控制取代国家监控，贸易和资本流通自由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这些都是迷信市场的各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武库中的战略武器。借助这些武器，他们进行了捍卫资本的自由的斗争。（第12页）
保守派1979年在英国和1980年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后，改弦更张，采用另一种经济政治信条来规范他们的政策。他们推行诸如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撒切尔的忠实朋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所提出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这种信条作为货币政策的一种变种又被称为货币主义。（第150页）
实行非调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三化成了西欧各国和美国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这些工具被新自由主义纲领推崇为国家意识形态。华盛顿和伦敦的掌权的市场激进派把供求规律美化为可能有的最好的制度原则。（第150页）
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化学、电子和汽车行业中新的、生机勃勃的新兴工业高度依赖进口，只提供了比较少的新工作岗位。从前国有的大工业落到了几个大股东手里。仅仅25家控股公司就控制了一个生产着一半国民总产值的公司帝国。进口浪潮淹没了这个国家，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工业屈服了。单是在机器制造业中，就有半数企业不得不关闭。实际的经济增长降到了人口增长率以下。为了取悦于选民和使进口货价格便宜，政府以最高利率促使本国货币升值。此举不仅扼杀了国内经济，而且还将美国投资信托基金500多亿美元的短期投资引进了这个国家。到1994年12月，不可避免的后果产生了：靠借贷维持的繁荣土崩瓦解，比索贬值势在必行。短短几个月里有15000家企业倒闭，300万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居民的购买力缩小了至少1/3。（第193～194页）
因此墨西哥的经验揭示出，指望通过完全的市场实现富强奇迹是天真的幻想。一个欠发达的国家如果不目标明确地促进工业发展并通过关税壁垒来保护自己，无论什么时候试图与来自西方发达工业国的占压倒优势的竞争者较量，失败都是可以预见的：自由贸易仅仅意味着实现强者的权利——不仅是在中美洲。（第196页）
全球化的未来
未来将有80％的人没有工作
（1995年9月，戈尔巴乔夫、布什、舒尔茨、cnn总裁、太阳公司高级经理、惠普公司老板、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界的精英在旧金山费蒙特大饭店集会讨论21世纪的世界）与会者把未来简化为“20：80”的一对数字和一个“靠喂奶生活”的概念，即启用有劳动能力居民的20％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而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被弃置不用，80％希望工作的人都没有劳动岗位。未来的社会轮廓将是富裕国家内将不再有数量上值得一提的中间等级。（第5页）
世界政治的高层正陷入一场令人不快的烦恼之中。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一加利最近在他的报告中警告人们说：“我们正处于一场世界范围的革命之中”，“我们这个星球正处于两种巨大的、相互矛盾力量的压力之下：全球化与分散化”。（第40页）
在资本主义获胜以后，历史绝对没有达到1989年北美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宣称的终点，而达到终结的只是被冒失地称作“现代主义”的方案。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时代转折正在开始。不是繁荣和福利，而是衰落、生态摧毁、文化蜕化，明显地决定着人类大多数的日常生活。（第41页）
白人精英开始反思全球化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包括富裕的白人精英在内，都认为目前所选择的这条道路是错误的。例如，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爱德华·卢特沃克，这位华盛顿的保守的思想家，从前是冷战的鼓吹者，现在却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最尖锐的批评者。此人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所产生的“揷上翅膀的资本主义”纯系一场“令人不快的恶作剧：马克思主义者在一百年前所断言的并且当时绝对错误的东西，今天竟成为现实。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阶级却越来越穷”。全球化的竞争“把人们投入绞肉机”，并破坏着社会的内聚力。（第169页）
（摩根·斯坦利基金会和美国居第四位的纽约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一贯建议把生产移往国外，大力精简企业机构。1996年5月16日，罗奇致函该银行的所有公司客户）“几年来，我一直赞美提高生产率的好处”，“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如今的想法完全变了，我不知道我曾经赞美的东西是否真的会把我们引上上帝允诺的幸福之地”，“不能一味去压榨劳动力。无休止的裁减劳动和削减工资，这归根到底是一种毁坏我国工业的馊主意。”（第170～171页）
出路：欧洲应当成为遏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主力
在全欧洲范围，早就出现了重新国有化的辩护者，而且，在收入、工作岗位稳定性和社会平稳的全球化下降漩涡中，每一次新的下降都会把数百万追随者推到重新国有化的辩护者这一边。（第309页）
首要的步骤在于，限制金融市场上的当事人的政治权力。……必须坚持不懈地将这些同某种生态税改革配套进行，这种生态税改革要大大地提高资源消费费用，并通过降低社会公共福利缴款来提高劳动力的价值。（第318～319页）
指望美国积极主动地对市场力量进行社会控制以有利于各国人民，这几乎就是望梅止渴。……面对这种危险，欧洲各国能够也必须携手并进。（第321页）
对于这片古老大陆上的公民来说，这就意味着他们要选择出，由这两条欧洲遗产的主流中的哪一条来塑造未来：是由可追溯到1789年的巴黎的民主潮流，还是由1933年在柏林得势的极权主义潮流来塑造未来。（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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