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到自动交换，从电话机的品质到通话质量，中国城市的有钱人就一直仰赖跨国公司在中国竞争的恩赐，享受着世界一流的电信服务。当然，那时候没有中国电信，电信服务也只是一小部分城市达官贵人的特权。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西方封锁技术，中国人被迫依靠自己的技术搞电信建设。虽然电话线开始铺向每一个村庄，但却基本上是落后的手摇式电话，转接成功率低，通话质量也比较差。正是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电信开始了艰难的迈进。虽然在前30年中国政府的精力主要放在重化工业的友展上，但是也走完了西方电话历史上前50多年走过的路。改革开放后，由于西方国家不再对中国进行完全技术封锁，电信业得以在高度保护下引进技术和设备，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和投资，用短短十几年的功夫追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电信业的飞速发展，是弱小工业在有保护的开放下取得成功的典范，也是落后国家不陷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的成功典范。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在这50年间的任何时候引入外国电信公司的充分竞争的话，中国电信是否还有生存的空间。在中国的所有行业中，电信业可能是最接近“拜改革开放成就之赐，我们必能承受这类冲击”的标准的行业。甚至可以说，中国电信体现了落后国家“有保护地开放”的理念，给了我们一个“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的唯一希望。
但这也正是跨国电信巨头们最害怕的。正如富国俱乐部不希望有新的伙伴加入其中一样，跨国电信巨头们也不希望有新的伙伴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如果不把中国电信拆散，at&t进军中国电信市场就不会那么顺利。而中国电信有了国内市场的依托，就有可能吸引并造就一流的技术人才，与at&t在南美市场、中东市场、北非市场较量。从这个意义上，是中国老百姓交的初装费支持了中国电信的崛起，给了中国电信以与国际巨头们较量的力量。这正如中国老百姓用国际市场1倍～2倍的高价购买小汽车支持本国汽车产业的崛起一样。遗憾的是，本国汽车产业悄悄改了姓，更遗憾的是，连改了姓的汽车产业都可能无以生存下去——要早知道这个结果的话，这20多年来汽车行业的高额关税还有什么意义呢？中国老百姓的高额购车费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当我们从电信和汽车产业的历史和前景的角度考虑问题时，就会觉得，真正应该受讨伐的不是电话初装费，而是汽车的高关税。当然，如果中国电信从现在起被肢解成若干部分，失去国家政策的保护，完全按西方的规则“游戏”，独立地面对跨国公司的强大压力，从而被一一收编的话，那么电话的初装费也会失去意义。
由此更进一步，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的汽车业高关税没有受到舆论的打压？而偏偏是有意义的电信初装费会成为过街老鼠呢？这其间的奥秘，可能只有从跨国公司角度才看得清楚。汽车的高关税的一大部分已经通过技术转让费、转移定价费以及正常利润分配落人到了德国大众、法国雪铁龙、美国通用等跨国公司手中，而且中国汽车业的主导权也已经很难说是属于中国人。而电信的初装费却只有中国电信能享受，跨国电信公司们只能眼看着中国电信实力的壮大。因此，跨国公司们开始关心中国老百姓的腰包了，它们的某些代言人开始巧妙地借用业已形成的竞争万能论来攻击中国电信，必慾拆之而后快。
我们这样分析并不是意味着中国电信的初装费就不可商榷，也不是意味着中国电信的服务质量不可挑剔，而是说要仔细地权衡利弊得失，不要干拣了芝麻丢西瓜的傻事。中国电信如何进一步发展，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老百姓，并能有实力进军其他国家的电信市场，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大课题，绝不是竞争万能论就能解决的问题。即使说前些年中国电信的初装费是合理的，也有一个合理的程度问题：究竟是要不要5000元？或许2000元也够了？究竟有多少初装费成了中国电信职工高收入的来源，或甚至进了某些官员的私囊？这些可能才是中国老百姓真正需要参与讨论的问题。不要忘了，中国电信的垄断是政府以公用事业名义进行的垄断。既然是政府垄断，公众就有权了解每一份公民义务的用途，就有权了解中国电信的成本构成和支出项目，就可以讨论电信的定价标准和策略，就像人大有权了解财政部的开支情况和确定税收标准一样。如果是私人垄断——跨国公司垄断，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如果撇开对政府垄断进行监督、调节的可能性——这才是民主的体现，一味地崇尚自由竞争理念，把中国电信大卸八块，那么中国电信市场实际上只有一条出路：用跨国公司的垄断取代中国电信的政府垄断。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公众对政府垄断和私人垄断不加区分？甚至潜意识中更欢迎跨国公司的私人垄断呢？这不能不怪公共政策辩论的缺乏。如果政府垄断变成部门和地方垄断，如果政府垄断不受公共政策辩论的监督，那么政府垄断的确有可能成为腐败的滋生地，的确有可能遭到公众的唾弃。事实上，在这一场中国电信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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