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
元旦刚过，《中国青年报》冰点专刊发表了记者王伟群的长篇文章，题为《和人人有关的一场辩论——关于中国电讯产业发展战略的采访札记》。文章介绍说：
从1998年春天到夏天，在北京学术界里进行了一场论战，论战的主题是——中国电讯产业的发展战略。
但参与论战的人并不认为这是悄悄进行的，他们觉得这场论战的火葯味很浓。
5月14日、15日两天，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召开了中国电讯产业发展战略研讨会，各方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到黄叶飘零的深秋，这场论战达到了gāocháo。再次掀起gāocháo的中心人物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他把原论战的双方都当做了“批判”的对象。
那么，周其仁教授是怎样“批判”原论战双方的呢？周认为，原论战双方各为其主，王小强背后有中国电信，方宏一背后有广电局。王、方两方都把西方跨国公司的入侵视为家门口的一群狼，都要求垄断和保护，都害怕竞争，因此都错了。即使真的由跨国公司整合中国电信市场，形成数家跨国公司寡头竞争的局面，中国电信的市场状况也一定比现在的一家独占要好。寡头竞争的结果，首先是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中国的消费者也可以在各个电话公司之间跳来跳去了。周先生看来是个世界公民，在他眼里，“狼还是不狼的，实在不能以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来划线。决定性的因素是市场规则：是开放竞争，还是行政性独家垄断。我的判定很简单，谁搞垄断谁就是‘狼’”。
经过这番分析后，周先生提出了他的分阶段开放中国电信市场的方案，“考虑国际电信公司经营中国长途电信、市话、有线电视和因特网络的许可证”，迎接跨国公司的到来。
作者认为，周先生是“体现客观与公平”的“第三者”，作者还暗示周先生是不代表哪方利益的学界“泰斗”。然而再读之下，分明感觉到周先生是利益场中人，他口口声声代表的是消费者，实际上正中了跨国电信集团的下怀。不错，他是“第三者”，只是既不客观，也不公平。周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诉诸天真的“竞争”崇拜，使自己利益面目隐藏在学术理念背后，才显得客观、公平。当然，也许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是按照周先生的逻辑，经济社会只有小人没有君子，周先生自己想必一定是身体力行的吧！
让我们来看看，周先生究竟是怎样客观而又公平地引狼入室的吧。
为什么中国电信高收费？
周其仁说，1993年回国，先交了5500元的初装费，还托了很铁的朋友才算装上了电话，比美国贵了50倍。凭什么？就凭中国电信垄断市场。中国联通出现后，手机价格最低降到了1000元以下，淄博广电局在有线网上安装了电话交换机后，当地邮电部门立刻把初装费降到了200元，最后降到零。
照周先生的逻辑，既然美国收费这么低廉，可见电信业的成本很低，中国电信收费自然应该大幅度降低，如果它不降低，就必须打破中国电信的垄断地位。
然而，周先生忘记了美国与中国的差别。中国电讯业在十多年前还非常落后，如果收费低到美国的程度，恐怕周先生再有钱也装不上电话。“八五”、“九五”时期投入的6000多亿元人民币中，大部分恐怕还是来自垄断利润，电信外债也是有了垄断利润垫底才敢放胆去借，而有了这大笔钱，才能建成八纵八横的光缆网，电话交换总容量才能达到1.13亿门（1997年上半年）。周先生不会不知道，美国电信业是在经历了长期垄断经营后才解散的。在垄断经营期间，美国电信业在高额垄断利润的刺激下迅猛发展，而且很快就收回了投资。这样，被解散后的at&t和各地区公司才有可能采取低价倾销政策，精明的周先生才有可能跳来跳去。
我很奇怪，中国电信本来完全有资格凭自己的骄人业绩赢得国人的尊重和自豪，但在这场与人人有关的辩论中，中国电信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按照市场规则，弱者注定是强者的盘中佳肴，而中国电信从一缺资金、二缺技术的落后地位，一跃而“具备了与世界上任何最大电信公司周旋和拼博一场的强大实力”，这本身就是个奇迹。这个奇迹是中国崛起的一个缩影，是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勒紧褲腰带创造出来的。否则的话，可能中国就根本不存在中国电信，而只有美国电信，德国电信，日本电信。
这是周先生的理想图景吗？
消费者错觉
周先生也许会声明，不，我的理想是做一个跳来跳去坐收渔利的消费者，我不管它哪国公司，只要我交钱少就行。
我想问的是，周先生的钱是谁给的？如果周先生用的是在美国生活期间积攒的钱，今后也准备在美国赚钱到中国消费，那么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如果周先生用的是国家财政开支的教育经费，而且准备继续用下去，就应该懂得，中国电信的利税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如果中国电信垮了，不但电信职工会失业——这里也许就有周先生的親戚朋友，而且中国的财政收入也会下降。那时，即使外国电信公司的寡头竞争使电话费有所降低，但周先生的收入也减少了，两相权衡，是赚是赔还很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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