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之所以竞争万能论的观点会深得人心，还因为公众已经从政策设计层面把腐败因素考虑在内，因而采取了一种两害相权取其重的非理性态度，“宁要跨国公司也不要腐败”。
由此可见，腐败是跨国公司在华的天然盟友。正是借助了腐败的力量，跨国公司才有可能装扮成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才有可能肢解中国各行各业，重新统治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夺回它们在1949年时失去的中国。
从中国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我们的选择是，既不要腐败，也不要跨国公司，我们需要的是开放和保护的结合，国内垄断和国际竞争的结合；我们需要的是在报纸、杂志、电视、电台上对政府垄断行业进行公共政策辩论，用公共政策辩论的力量重新凝聚人心，抑制腐败，迎接跨国公司的挑战。事实上，从1998年初开始的有关中国电信的公共政策辩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这一效果：中国电信于1999年初下调了初装费，降低了互联网的接入费，并且将按专业将中国电信一分为三。当然，并不是说公共政策的辩论的每一步都指向价格下降，老百姓得实惠，也不是每一次公共政策辩论都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都能产生正确的影响。这正如美国经常是宁愿不赚钱、宁愿减少工作岗位，也要限制对华技术出口一样，也正如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常常有失误一样。但只要公共政策辩论是以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为指向的，就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民主、繁荣、富强。
然而，很遗憾，这样一种宽松、民主的公共政策辩论的气候尚未形成，而中国电信也还没有做好迎接国际竞争的思想和物质准备，一定程度上还受竞争万能论影响，还在“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怪圈中打转转。不仅如此，事实上中国电信还没能真正成为政府垄断部门，而更多地是地方垄断部门——中国电信在各地方的单位往往是地方政府小金库的重要来源，因而，中国电信还没有真正整合成一个如臂使指的整体。这将使中国电信在面临高度整体化、计划化的跨国公司的威胁时，很难捏成一个坚实的拳头。
五、金融业
中国的金融业是迄今为止仍以国有为主体的行业。据说，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对金融业加强了监控，金融业的承受已经增强。可以承受到什么程度呢？按照中美双边协议，中国同意在加入wto后的2年内，许可美国银行经营中国企业的人民币业务。在5年内，许可美国银行经营中国居民个人的人民币业务。
众所周知，中国银行体系面临着严重的呆坏账问题，1999年中央确定的少数几件大事之一就是严防金融风险。1997年时，美国美林证券公司曾称，中国的银行已经在技术上破产了。根据它们的估计，中国银行体系的呆坏账率（即呆坏账占全部未偿还贷款的比率）高达25％，约为16600亿元人民币。这一比率在亚洲乃至全球都是惊人的。泰国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的呆坏账率仅为7％。如果让银行净资产（约为3000多亿）来冲抵呆坏账的话，则需要五倍于现在净资产的钱。也就是说，如果储户从银行挤提存款的话，银行破产五次的资格都有了。一时间，各方媒体纷纷指责美林证券公司故作惊人语，制造什么“中国崩溃论”。1999年人代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公布，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的呆账约占全部贷款的2.9％，此外呆滞贷款中还有一部分需要注销的贷款，两者相加不会超过10％。针对美林证券公司的数字，戴相龙指出，中国的不良贷款概念与外国不同，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包括三部分：贷款到期未还的为逾期贷款，逾期两年以上的贷款为呆滞贷款，而需要核销的贷款才是呆账贷款。
1999年4月，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其使命是解决建设银行高达2000亿元的不良资产。建行是四大银行中不良资产最少的。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政府已经注销了银行近1000亿元的呆账，1998年又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充抵银行资本金。在这种情况下，建行公布的不良贷款仍高达2000多亿元，可见情况之严重。
为什么中国银行体系会积累这么多坏账？1999年初，中央举办了省部级领导金融问题研究班，到会讲话的领导人认为，1992年到1993年中国的经济过热，实际上就是金融危机。1993年的基建投资从上年的5500亿元猛增到1亿元，到处是房地产热、开发区热、股票热、圈地热。这些钱大部分是银行违规贷款，贷款搞房地产，贷款搞开发区，贷款炒股票。在泡沫经济的上升阶段，银行和项目当事人都指望着各种商品的价格越来越高，可以赚大钱；当泡沫破裂后，所有这些贷款全都压死在项目、股票上。全国仅积压房地产7000多万平方米，就造成银行不良贷款5000亿元左右。加之当时利息较高，积累至今，不良贷款更加膨胀。
不仅泡沫经济造成大量不良贷款，即使在平时情况下，由于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银行信贷员和某些地方部门、干部子弟相互勾结，搞了大量“首长工程”、“胡子工程”、“豆腐渣工程”。即使是负责的领导干部，也常常因为不掌握市场经济的规律，盲目决策投资，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建设。这些工程贷款或者根本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或者是资金效益低下，亏损严重。但不管贷款能否回收，工程是否见效益，参与项目的大大小小人物都能论功行赏，从中受益。
此外，随着企业改制的开展，一些地方政府又“卖字当头，逃在其中”，借改革之名破银行之产。更有意思的是，这还一度被当做经验私下或公开授受。据工商银行统计，几年来企业通过改制已逃废的债务高达1000多亿元。为此，中央三令五申，仍屡禁不止。这是可以想见的，因为把银行的钱当作唐僧肉，能吃就吃，能割就割，能贷到款的就是大爷，这是十几年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的中国金融体系最奇特的风景线。由此，在一些人眼里，逃废银行债务又算得了什么呢？
银行体系的严重问题事实上已经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按常理说，这会动摇储户对银行的信心，发生挤提事件。然而，虽然个别地区的确出现了挤提行为，但就全国范围而言，银行的存款不仅没有减小，反而不断增长，甚至在银行连连降息的情况下，存款仍然源源不断地送进银行。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是这四大银行都是国有银行，建国50年以来银行树立了极高的信誉度，以至老百姓常常把银行的信誉和政府的信誉联系在一起。虽然从商业运营的角度看，这四大商业银行都景况不佳，形象不好，但政府仍然在老百姓中享有权威。人们很难设想政府会让这些银行破产。这个原因可以解释绝大部分小中储户的心态。第二是，存款无处可逃。如果四大国有银行不可信的话，像招商银行、民生银行这样的半官半民或民营银行也很难相信，更何况民营银行的商业网点远远不如国有银行发达。而兑换成外币又没有通畅的渠道，如果大量人民币拥向狭窄的黑市通道的话，势必造成人民币黑市汇率暴跌。如果这时国内人民币仍未动摇的话，这就将意味着以极低的汇率换成美元者吃亏上当。因此，对于资讯发达，资金雄厚的大户来说，他们所面临的真正难题是手持人民币无处可逃。据信，占储户人数20％的大户已占存款总量的80％，因此他们反应会特别灵敏。
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资银行挟着其雄厚的实力、更加良好的信誉进入中国金融市场，那么等于为消息灵通的大户们找到了一条出逃的生路。一旦20％以上的存款逃向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外资银行，那四大商业银行的崩溃之日就临近了。这恰恰就是泰国危机时的国民心态和集体抛售泰铢行为。
以上简要地勾勒了若干产业面临的竞争形势。不难发现，某一产业被淘汰的程度恰好与该产业的开放程度成正比。而且淘汰的模式过程总是很相似：先淘汰该行业中的名牌企业，占领市场制高点，从高档商品开始，逐渐向中档商品发展，控制产品一半以上的销量和80％左右的产量，把中国企业挤到量大利薄的低档商品市场了事。与中国整行整业逐渐失去保护相比，欧美市场的保护主义神经就敏感多了。中国向欧美市场出口商品总是定位在发达国家市场的低端和不发达国家市场的低端——不发达国家市场的高端同样被跨国巨头们所把持，而且绝没有什么“农村包围城市”的野心。但是，当中国商品对某一市场的出口开始谈得上占多少比例的市场份额时，欧美各国的反倾销机制便开始启动。
不难发现，那些20年来有所成长的产业则恰好得益于国家保护，而且保护得最强的产业成长得最快。即使如此，这些产业仍未强大到足以与跨国公司单打独斗的地步。特别是，由于大多数产业还处于竞争集中的过程中，总体上仍呈现“大而弱”的特点。即使电信这样高度集中的产业，由于其思路不是迎接国际竞争，而是如何拆得更散、更小，竞争能力也无法与国际垄断集团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设想中国企业无保护地接受国际市场的竞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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