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销合资产品，从而使利润单方面转移到外方手里。这种不等价交换实行的利润转移，往往造成一些合资企业的利润效益减少或虚假亏损，即使中方的利润受损，也使国家的税收流失。
看来，中国把发展本国汽车工业的梦想寄托在引进外资身上，的确是打错了主意。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汽车工业的问题是散、乱、小，正如造纸工业或医葯工业等各行各业一样。你看，整车厂100多家，改装厂5000多家，汽车厂数量之多居世界之冠，汽车产量却仅占世界的2％，不是典型的散、乱、小吗？有人又进而认为，这种散乱小状况是200％的高关税保护造成的，因此，其结论就是把高关税降下来，促成国内市场加速集中。但是问题在于，即使是在这种散乱小状况下，中国汽车工业也已经集中到少数几家合资企业手里了，目前除桑塔纳、夏利、奥迪、奥拓、富康等几家合资企业尚有赢利空间外，其他众多汽车企业正处于苦苦挣扎之中，随着汽车价格战的进一步持续，这些企业的破产恐怕已经在所难免。1999年5月11日，《经济参考报》以《汽车业在国际舞台仍“有戏可唱”》为题指出，面对竞争，中国汽车业不会“全军覆没”，一批大型集团将应运而生。文章认为：
从汽车品种上看，即使现在就加入wto，中型卡车、微型客车等也是有竞争力的，受到冲击最严重的是轿车，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像桑塔纳轿车，去年年产量已达23万辆，普通型化油器车现在也就卖11万多元，业内人士估计，其卖8万多元也可能会赢利；又如奥拓轿车，现在基本型价格不足5万元，再过两年，卖到三四万多元也不是没有可能。这就表明，经过几年的保护期，中国相当一部分汽车产品从价格上看也是有竞争力的，况且其品牌已深入人心，除此之外还有完整的销售及售后服务网络。当然，加入wto后，中国目前近120家汽车厂中绝大多数将受到冲击，它们将停产、转业、破产甚至倒闭，现在最好的命运是被国内大的汽车集团兼并，这也正是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希望看到的。据统计，去年中国共生产汽车162.78万辆，其中前14家的产量占到91.2％，汽车工业生产集中度进一步提高。按理，其余100多家汽车厂早该被大的汽车集团兼并，国家“九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实施大集团战略，推进汽车行业的兼并重组，但由于行业、地域及所有制方面的限制，这一进展近几年非常缓慢，加入wto可能会成为推进国内汽车行业集团化进程的契机，迫于形势的压力，一些中小汽车厂会主动向上汽、一汽和东风等大型汽车集团靠拢，使国内汽车行业再经过几年的发展，出现3～4家年产超过百万辆的特大型汽车企业集团。
果真如此，当然是中国汽车业的幸事。然而这里有三个问题没有论及。首先，这些将逐渐垄断中国轿车市场的企业是中国的汽车企业吗？回答很难是肯定的。据说，在美国单方面公布中国所承诺的汽车关税下调幅度以后，跑到外经贸部去抗议的居然是这些合资企业的外方。他们振振有词地说，早知道你的汽车关税要降低到25％，我还到中国来搞什么合资企业？直接向中国出口汽车就可以了。我在本国的汽车生产线开工率不足80％，为什么要到中国来搞重复建设？其次，年产百万辆的汽车能否算是特大型汽车企业？我国汽车业界往往认为汽车业的规模经济在30万辆以上，因此年产百万辆就好像是特大型汽车企业了。然而在年产能力上千万的通用、丰田等汽车公司面前，这一数字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1994年福特公司开发出三款所谓“世界车”，花了60亿美元，如果只卖30万～50万辆，每辆汽车摊到一两万美元的设计成本，这车谁买得起？①可见，在研究与开发（r&d）经费已成为主要生产成本的时代，汽车业竞争的规模经济已经远远超出了30万辆的概念。在国际汽车业巨头可以畅通无阻地介入中国国内汽车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把百万辆级作为特大型汽车企业来对待，岂不是真正的夜郎自大吗？第三，更为一厢情愿的是，在国际通货紧缩和国内内需不足相互推波助澜的背景下，三四年后中国小汽车市场的容量能否达到三四百万辆，容得下三四家百万辆级的小汽车企业？
①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第12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在这些问题得不到肯定回答以前，自我安慰地认为“中国汽车不会全军覆没”是有害的。这种论调往好里说是自我*醉，往坏里说是以中国人的面目誘导中国汽车业放弃必要的戒备，“自投罗网”。
话又说回来，既然中国汽车业已经被合资企业垄断，既然高关税保护的是大众和通用的利润，我们实在不必为中国汽车业的关税大幅下调而担忧。汽车工业已经落入罗网之中，犯得着为卷入罗网的程度问题而激动吗？当然，还是有一点点必要的，至少关税下调会加速众多小汽车企业的破产，会增加失业的人数，他们毕竟还都是中国老百姓。
三、农业
农业更是长期以来受到国家政策重中之重的严格保护。迄今为止，中国人口的3/4仍然生活在农村，农业依然是9亿农村人口的主要谋生手段。农业兴旺则农村兴旺，农村稳定则国家稳定。无农不稳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因此，当朱镕基总理重申以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时，城市居民并没有因不得不购买高价粮食而抱怨，也没有人以纳税人的名义出来反对。如果说在20世纪末叶的世界上，还有未被市场经济彻底征服的广大地域的话，就是中国农村了。尽管中国的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这一成就却不是靠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取得的。中国农业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最低的产业，粮食商品率仅为35％左右。2亿农业劳动力将有限的耕地分割成无数小块，在小块土地上进行着半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的产物，却很难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农业。对于保障广大农村人口的基本生存条件来说，这种生产方式无疑有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但以追逐利润的市场眼光来看，这种模式却有着重大缺陷，因为这是一种就业优先，而不是效率优先的模式，不符合利润最大化原则。形象地说，中国农业是典型的3个人的活5个人干、甚至1个人的活10个人干、100个人干的部门，是人浮于事最严重的部门。
不妨比较一下，美国农业人口仅占2％，一个美国农民能养活98个本国人和34个其他国家的人，耕作的土地动辄以百公顷为单位计算。在200多年以前，美国也是以小农场为主的小农经济模式。所不同的是，美国的小农经济模式并没有稳定下来，而是不断向着上地集中的方向发展。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的农场主不断兼并小农场，通过一轮轮的经济危机迫使大量中小农场主破产，或者成为大农场主的雇工，或者流入城市寻找工作。至1930年时，美国农业的集中化程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全国600万个农场中占一半的大农场生产了经济作物总产量的89％，而另一半则只占11％，小农场主的平均收入不到200美元，处境十分艰难。“二战”以后，美国农业技术又有进一步发展，从50年代的物理农业（即以机械化和电力化为主要特征）发展到六七十年代的化学农业（即靠大量投入化肥、农葯），以及80年代以来依靠生物遗传工程技术的飞速进展的生物一生态农业，与此相应，农业集中程度更是发展到惊人的程度。兼并了无数小农场和集物理、化学、生物和生态农业于一身的美国大农场在世界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从战后的多数年份看，美国一国的粮食出口就占世界粮食贸易额的40％～50％左右。美粮所到之处，连欧洲的大农场都无力招架，更不用说拉美和非洲的小国了。为与美国农场争夺市场，欧洲各国政府无不对农业进行高额补贴。欧共体补贴金额占欧共体总预算的60％左右，每年约为400亿美元左右。其他各主要农业出口大国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也是靠大量补助才能分享到世界粮食出口市场的份额，而且这些国家的农业也是大农场为市场而生产，技术水平与美国相差无几。把高度集中化、高度技术化、高度石油化和高度商品化的欧美发达国家农业，和极度细化、低度技术化、低度石油化、低度商品化的中国农业相比较，任何略有头脑的人都会懂得中国农业的竞争力有多弱。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可以套用一个格式，“农业大国，又是农业弱国”。中国农业常常以7％的土地养活22％的人口而自豪，这的确是奇迹。但是也不要忘记，多少土地养活多少人的概念是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按需分配的思想，而市场经济的核心概念却是竞争、集中、效率，并不管养活多少人。阿根廷的农业比较发达，对外竞争力很强，但被大农场淘汰的大量中小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涌入城市，造成了阿根廷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在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无法提升，长期挣扎在贫困线上，其中营养不良、食不裹腹者大有人在。人多地少，人太多地太少，这是中国农业完全市场化所面临的根本困境。英、法、德等西欧国家在农业市场化的过程中，也曾经面临过相似的问题。英国历史上著名的“羊吃人”运动实际上就是农业市场化运动，当市场上羊毛紧俏价格上涨时，大量农田、草场都被用来放羊，原来在小块土地上耕作的农民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城市，在城市则遭到“血腥立法”的残酷压榨，并且拖累得城市手工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下降。为了缓和市场化带来农民破产、失业的社会危机，社会舆论纷纷鼓励这些陷入绝境的农民变卖家产，漂洋过海，冒着生命危险（因为当时航海技术落后，海难频繁）到新大陆谋生，从而使市场化过程得以继续进行。美国农业的市场化过程也面临过人多地少的压力，但这不是因为美国天然地人多地少，而是技术的进步使本来不多的人口在本来很辽阔的土地上显得多余了。但是，由于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很快，特别是到19世纪末期以后，美国逐渐成为新的世界工厂，有足够的能力吸纳被大农场排斥出来的农民，因此，这个压力很容易被消化了。
从本质上讲，中国农业的分散落后状况和汽车工业、家电业、日用化工品业等各行各业散乱差现象是一致的，即都是处于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的演进过程之中，而发达国家是正在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区域垄断资本主义甚至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演进，如微软对微机操作系统的垄断，intel公司对芯片的垄断，波音公司对大型客机市场的垄断等都是全球性垄断的典型。与工业相比，中国农业上的竞争和淘汰才刚刚开始，而且由于人多地少，农业政策“五十年不变”，这一过程还人为地受到了抑制。人多地少这对根本矛盾使中国农业的长远发展战略难以确定。有的专家强调向美国模式学习，加速农业现代化；有的则强调保障农村就业优先，在未来相当长时期里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使农村成为吸纳工业化过程所释放的不稳定力量的海洋。与这两种长远战略相应，前者强调发挥市场的作用，“让土地向种地能手集中”，把农业劳动力释放到工业和城市中来；后者强调发挥计划的作用，“土地承包政策五十年不变”，通过农业保护价收购劣质土地上生产的高成本农业产品，不让那部分落后的农民被淘汰。20年来，农业政策组合运用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战略，在宏观上以后者为主，在微观上则适当鼓励前者，形成了农业生产在保护中成长的渐进路线。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央反复强调“五十年不变”，强调保护价收购粮食，这实际上是逐渐更加明确自觉地采用了就业优先的农业政策，以缓冲城市失业率上升带来的就业压力。读者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被城市辞退的农民工，或从破了产的乡镇企业中退出的农民工回到家里无地可种的话，他们是否会平和地接受城市优先录用下岗职工的政策。
应该说，虽然就业优先的农业战略不利于加快农业市场化步伐，不符合市场竞争的原则，但却是对全体中国老百姓的长远利益负责的战略。不仅如此，考虑到在今后5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人多地少这一基本矛盾都难以根本上解决，这一战略就不能被当作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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