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的欧洲的工人们也难以想象，当他们被追求个人利益的老板逼着十六七个小时地工作在隂暗、不通风、噪音震天的厂房里时，公共福利是怎样提高的。如果说，这一切在斯密看来都是促进了公共福利的提高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看不见的手”究竟代表谁的利益？事实上，我们知道，亚当·斯密就是在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写作《国富论》的。经过《国富论》解释，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罪恶勾当就都是促进了公共福利的上帝般的行为，而英国企业主对本国工人的残酷压榨也就被赋予了促进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在“看不见的手”的解释下，上流社会的大腹便便之士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以道德的名义行卑鄙无耻之为。因此，毫不奇怪，《国富论》一经出笼，亚当·斯密就成为英国商界和政界的宠物。
公正地说，《国富论》中的确也包含着若干真知灼见，这就是关于分工与合作能增进财富生产的论述。斯密对扣针工业的描述给人印象最深刻，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士对此都应该十分熟悉：
扣针工业是极微小的了，但它的分工却往往唤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我把它引来作为例子。一个工人，如果对于这个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个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末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20枚，当然是决不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的行业，而且这种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的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18种操作。有些工厂，这18种操作，分由18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门。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10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像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制成12磅针。以每磅中等针有4000枚计，这10个工人每日就可制成48000枚针，即一人一日可制成4800枚针。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末，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成20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①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章，引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第290～291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
因此，谁都不会怀疑，分工合作能促进财富生产。问题在于，财富生产的增长是否等同于公共福利？按照斯密的说法，“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可以“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的情况”。然而，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就是在斯密的时代，事实恰恰是，分工的增长造成了最下层人民的极端贫困化。我们都知道，随着英国手工业工场内部分工的发展，产量在增加，对农业原料的需求也在增加，由此促进了农业内部分工的发展，大量农田被圈作牧场，农民大量失去土地，被迫流入城市作苦力，进而降低了城市手工业工人的工资，加大了工人的工作强度。时光流逝到20世纪末，整个世界都已经被纳入全球市场经济分工体系，无论是财富的数量还是品种都极大地增加了，但是我们仍然遗憾地看到，这种分工与财富的增长和人民生活状况恶化的二元悖论仍然在继续。
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统计，1990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总共4.6亿人口中，有2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总人口的45.9％。其中，秘鲁、巴拉圭及部分中美洲国家的贫困人口高达68％～78％，而委内瑞拉和巴西等经济较发达的国家也超过或接近50％。拉美国家中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加速分化。70年代以来社会财富集中程度不断提高，70年代初，占有社会总收入一半左右的富人为总人口的10％，而90年代初进一步缩小为5％；而另一方面，包括所谓的“中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却加速贫困化。在城市里，大批工人甚至一部分白领阶层失业，一些国家的失业、半失业率高达40％～60％，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从70年代初的42％上升到目前的近60％。……据联合国统计，拉美农村居民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高于60％，最严重的国家，如玻利维亚达97％，秘鲁达75％，巴西达73％，而今年爆发农民起义的墨西哥恰帕斯山区的印第安农民每天收入竟不足5美分，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①
①房宁：《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第213～214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财富的增长并不能真正促进公共福利的增长，甚至要以大多数人的饥饿、疾病、夭折为代价呢？为什么随着分工和财富的增长，战争的可能性、规模和毁灭性也在不断增长呢？
这就必须研究分工与合作是怎样形成的。事实上，《国富论》已经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逻辑线索。斯密认识到，“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的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的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的富裕。它是不以这样广大的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性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必然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①他进一步解释道，“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②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章，引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第296～297贝，商务印书馆，1979年。
②同上，第297～298页。
也就是说，在市场机制中，分工与合作的动力是利己。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斯密的看法仍然是一致的。但接下去的分析就会有根本区别。在斯密看来，利己动机可以促成分工和财富的增长，因此利己动机能自动达成利他效果。在我们看来，利己动机固然可以促成分工合作，但由于合作各方力量的不平衡，合作的成果为强势方占有，并进而增强了强势方的力量，造成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后果，使强者可以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对弱者进行压榨和剥夺，也使弱者不得不周期性地挺而走险，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使人与人的战争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因而并不能自动达成利他效果。虽然社会财富增长了，但贫穷者反而增加了，战争的威胁和死亡的隂云时刻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人类社会反而越来越退回到“人对人是狼”的动物世界。因此，所谓“看不见的手”其实是把强者的利益普遍化为全体人的利益，是为强者所作的精致辩护。因此，亚当·斯密所开创的西方经济学正统从本质上讲就不是科学，而只是市场经济的宗教。
其实西方学者批评斯密经济学的声音一直就没有中断过。8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了一本名为《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①的书。书中收录了70年代以来美欧部分经济学家对正统经济学的强烈批评，非常值得一读。艾克纳在阐述编辑本书的动机时说：
①类似的书还有，如，查尔斯·k·威尔伯与肯尼思·p·詹姆森：《经济学的贫困》，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3年9月。又如，冈纳·米尔达尔：《反潮流：经济学批判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2年11月。为节省篇幅起见，不得不割爱了。
我觉得这些文章反映了很多经济学家——尽管他们在整个经济学界中是少数——充满着这样一种情绪：经济学中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错误。如果不纠正这些错误，如果不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经济学就不可能取得进展。同时，这些经济学家还有这样一种信念：很难指望经济学自我变革，尽管存在着外界的压力。必要的变化必须来自内部。拒绝接受批评，并不是由于这些批评无正确之处，而是由于它们与流行的正统理论的核心部分相违背。呼吁注重证据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只有那些与已有的观念相一致的证据才予以承认。在这方面，经济学已经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更像一种宗教，而不是一门科学。①
①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第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
换成中国人习惯的语言就是，经济学正统理论已经成了“僵化的教条”。而艾克纳所希望的则是建立“至少有一些实际依据并且没有大量的反例”的“理论的逻辑整体”①，也就是呼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对照，70年代末期，中国和美国的学术界都有人以实践的名义对本国的正统理论提出强烈批评，而这两种被批评的正统理论又截然对立。更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是当时所谓正统理论连同正统理论家一起被颠覆，并由此进行了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在美国，则是少数派依然义愤填膺地处于在野党地位。
①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第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
闲话少说。这些美国少数派经济学家是怎样批评正统经济理论的呢？
伊·雷·埃特伯瑞和罗伯特·j·伯克哈德指出：经济学只是具有一个硬核的总体范式，虽然这一范式为大多数人赞同（正如地心说曾为大多数人赞同一样，多数并不意味着科学），但其关键性命题几乎从来未进行过严格的验证，因而远不是逻辑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即我们一般人心目中的科学。他们认为，经济学已经变成一种狭隘、停滞和封闭的思想体系。
詹姆斯·a·斯旺内和罗伯特·普雷缪斯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学为什么不满足逻辑实证主义标准的原因。他们强调，经济学家在开始时和关键的理论形成阶段没能遵循科学方法，而仅根据一些偶然的经验、直觉和不现实的假设，用数学和其他演绎推理分析手段来建立模型。
彼得·怀尔斯则对经济学深深依赖的演绎推理方法作了批评。怀尔斯认为，演绎推理的确是一种方法，但和科学意义上的方法相距甚远。这种公理式的方法，加上大量的抽象和经济决定论，构成了“李嘉图恶习”。它使经济学成了一种假科学的智力游戏。它也使经济学家无视触发通货膨胀的因素，无视那些对非经济学家来说显而易见的因素。
既然经济学与经济现实的距离如此遥远，为什么经济学家的思想仍然能代代相传呢？彼得·厄尔认为，经济学家和其他人一样，其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远强烈于追求真理的义务，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职业和其他个人目标。由于个人的学术成就要通过学术团体来确认，所以新一代的经济学家被迫在新古典的传统内进行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
如果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正统的新古典学派，那么对年轻的和相对来说不为人们所识的经济学家来说，为了获得声望或任何学术地位，最明智的策略也许是也成为一名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循着类似的途径进行研究。……与正统观点保持一致会使著作得到专家的赞同，这对谋取职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在有些成员不是经济学家的晋升和任命委员会中存在着典型的信息效果的现象。如果通常构成这类委员会中经济学代表的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声称某一与他们自己的著作类似的著作具有很高的价值，那么非经济学代表们是难以反驳的。如果候选人的研究表明他们未来可能的同行或上级是些误入歧途的傻瓜，那么他们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人的敌视。与主流经济学家观念中的经济学家不一致的经济学家处于一种被扫地出门的巨大危险之中，因为他们的观点被认为是无用的垃圾。这些经济学家结果会发现自己毫无用武之地。如果某人以前曾在一所充满摆脱正统观点气氛的学校中被称为非正统经济学家，那么这对他想要换个工作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背景，因为甚至那些写推荐信的人也会受到轻视。①
①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第85～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
里查德·x·蔡斯则直奔斯密学说的要穴。他认为，即使从逻辑的一致性考虑，居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也是有严重缺陷的。凯恩斯的分析实际上表明，作为新古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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