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微观基础的市场自动最优化理论是不一定正确的。
针对主流经济学杂志越来越多地充斥着高深的数学模型，而外行人总是把数学与科学联系起来的情况，约翰·布拉特在检验了近年来经济学家所热衷的最佳控制理论后说，经济学家使用的数学方法基本上是不恰当的。布拉特认为：“所有这些不是数学运用于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相反是运用高度准确、精密的数学于一种完全是虚构的理想世界。”
j·罗恩·斯坦费尔德的批评更有颠覆性，他认为，居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理论提出了错误的问题。经济学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理性选择这样的狭隘问题上，这只能酿成数学形式主义；而应该研究不同社会如何提供物质需求和成功地解决经济问题的各种方法。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如果所提出的问题根本是一个伪问题，那么一切研究就都只能是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这正如某笑话所说一样：某人在黑暗中掉了一根针，却跑到有光亮的路灯下面找。
应该说，这些少数派经济学家的批评都对正统经济学的学理构成了致命威胁。然而为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仍死抱着“僵化的教条”不放呢？从学术的角度看，这是因为教条“提供了一种共同的语言、一种在理想的境界里交流的工具。正是这一点使经济学脱离了没有受过类似教育的广大公众和学习其他社会科学的人们，也正是这一点使新古典理论能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而不发生任何变化。”①瓦西里·里昂惕夫更是尖锐地指出：“只要经济院校的主管人员继续严格控制年轻一代的培养、晋升和研究活动，经济学目前的状况就会持续下去。为了在这个国家最有影响的经济学院校和机构内保持学术秩序而采用的方法，常常使人们回想起受海军雇佣而在帕瑞斯岛上维持治安的人。”②
①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第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
②同上，第5页。
艾克纳在总结时说：
这些文章表明了一种否定，一种警告。尽管他们是少数派，但却是来自本学科内部的人。他们告诫人们，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其发展中，有些东西是根本错误的。当经济学家的分析，是建立在新古典理论的精髓——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时，他们就任何一个给定题目所发表的言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的确，这不只是警告。它是对经济学的现状充满义愤的呐喊：经济学不仅没有对世界经济问题提供解决的办法，反而已经成为上述困难的一个主要因素。经济学领域外的人几乎都相信这一点。对许多在政府或私人企业里身居高位的人来说，目前经济学在理论上的衰落实在是太明显了。
我想，艾克纳和这些严肃的经济学家们的批评是值得中国人充分重视的。本来斯密经济学就是强者经济学，作为弱者的中国应该对它有足够的防备。遗憾的是，实际上已经处于衰落中的西方经济学教条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却被“化腐朽为神奇”了。对于这种局面，艾克纳不知该作何感想？
事实上，中国国内也不是没有清醒之士。1995年底，95岁高龄的陈岱孙先生在《高校理论战线》上发表《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就对国内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风气提出了郑重的批评。文章说，
70年代末叶，我国克服了对西方经济学说的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态度，当时，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大多数学者，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态度，摒弃其庸俗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理论框架，吸取和借鉴其中某些合理成分。既要反对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态度，又要反对盲目迷信、机械照搬的作法。近年来，我国广泛地开展了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并且在我国经济政策制定和企业经济管理工作中借鉴了西方经济学某些有用的成分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经过10多年的研究，我们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了解前进了一大步。我国近年来出版的数量众多的论文、专着和译着表明，我国学术界对外国经济学说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们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但另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学界，这些年来又渐渐滋长了一种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的倾向。值得警惕的是，在借鉴西方经济学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中，这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照抄照搬的倾向变得空前严重起来。如果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认真加以克服，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总结这10多年来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工作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不足。上述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迷信倾向的产生和泛滥，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缺点和不足是分不开的。我们工作的缺点和不足，一言以蔽之，是“述而不作”，或者说是“述而不批”。不错，我们有一批专家，从改革开放伊始，就主张对当代西方经济学采取分析的态度，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借鉴。但在汹涌而来的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浪潮中，这一正确主张的声音似乎太小，不足以左右社会潮流的方向。于是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历史格局，从过去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排斥这一极端跳到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另一极端。这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弄得不好，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比前苏联、东欧国家落后得多，人口又多得多，剧变的后果的严重性将十倍百倍于前苏联、东欧国家。这种历史结局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所梦寐以求的。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避免这种历史结局的出现。要做到这一点，当前一个最紧迫的任务便是克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右的倾向。①
①陈岱孙：《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12月号，第13～14页。
陈岱孙被尊为陈岱老，1920年于清华毕业后即公费留美，1922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1926年获取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即被聘为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后一直从事经济学教学，桃李满天下，在中国经济学界享有很高的威望。陈岱老此文一出，经济学界发生了深度地震，什么“市场”、“股份”们一时竟无言以对。事实上，在主张摒弃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框架的经济学家中还有一位留洋出身的老前辈，即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鸿业教授。高教授在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二版的译者序中指出：
综上所述，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原则，我们必须对本书的理论体系持否定的态度。此外，考虑到我国的国情，我们也必须如此。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是迥然不同的。如果不对美化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体系加以否定，那就会在我国造成意识形态的混乱状态，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①
①高鸿业：《译者序》，《经济学》，第18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3月。
看来，这两位老前辈的确洞察秋毫。后果将严重到什么地步呢？
从近几年学术界舆论界在这方面的推波助澜来看，到了“被人卖了还帮人点钞票”的地步，到了丢了中国利益却以为进入市场经济天堂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西方经济学的作用就是：当发达国家一刀刀地宰割中国时，给中国人民做了全身长效致幻性*醉。当然，公正地说，西方经济学只*醉中枢神经，从中枢神经到全身*醉少不了中国经济学界和舆论界朋友们的功劳。在致幻性*醉剂的作用下，刽子手成了外科医生，屠刀成了手术刀。
“比较势论”增加谁的优势？
如果说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市场浪漫主义的发源地的话，那么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或比较利益论）则是市场浪漫主义的又一重要支柱。
所谓“比较优势论”是指，如果各国都专门生产本国最具优势（生产率最高）的产品，则国际贸易将给所有国家都带来利益。李嘉图的原文是这样表述的：
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由于鼓励勤勉、奖励智巧并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各种特殊力量，它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组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正是这一原理，决定葡萄酒应在法国和葡萄牙酿制，谷物应在美国和波兰种植，金属制品及其他商品则应在英国制造。①
①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七章，引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第531～532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
随后，李嘉图补充说明：
一个在机器和技术方面占有极大优势因而能够用远少于邻国的劳动来制造商品的国家，即使土地较为肥沃、种植谷物所需的劳动也比输出国更少，也仍然可以输出这些商品以输入本国消费所需的一部分谷物。比方说，如果两人都能制造鞋子和帽子，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一个人强一些，不过制帽子时只强1/5或20％，而制鞋子时则强1/3或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子，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子，岂不是对于双方都有利么？①
①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七章，引自《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第533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同上，第533页。
应该说，正如斯密论述分工可以增加财富一样，李嘉图所论各国专门生产其生产率最高的商品与其他国家交换可以增进财富，也是无懈可击的。但是也正如斯密看不到由于分工各方力量不平衡，而导致分工所增进的财富大部分落到强者手中；李嘉图也没有看到各国间力量的不平衡将导致财富集中到生产率高的国家。事情十分有趣，比较利益论恰恰回避利益分配问题。事实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只是斯密分工论在国际范围内的应用，而且，在李嘉图的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到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因此与斯密实际上维护经济活动中的强者利益一样，李嘉图维护的是国际经济中的强者利益。
从方法论上讲，斯密和李嘉图的根本缺陷在于静态地观察问题。静态地说，制鞋子特强的人专门制鞋，而把帽子留给较弱的人去做，固然可以增加财富总量，甚至也可以对双方都有利；但从动态来看，制鞋与制帽子是相关的，由于制鞋者生产率高，换得的财富更多，更有条件去改进生产技术，连带地使他的制帽技术进一步得到提高，从而使制帽者完全丧失比较优势，丧失改进制帽技术的可能性，于是只好沦落为制鞋者的小伙计，或者靠变卖祖先留下的土地、矿产和金银字画度日。
现实经济活动不可能回避利益，历史更不可能是静止的。因此李嘉图的静态自由贸易理论就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一样，与现实完全背道而驰。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日不落帝国的自由贸易所到之处，各国手工业纷纷调蔽，一个接一个国家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不堪。正是在英国的自由贸易冲击下，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醒悟到了斯密和李嘉图学说的危害性。他从发展德国经济的角度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国家主义经济学说，大声疾呼贸易保护，力倡建立关税同盟，为德国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李斯特时代，德国还是欧洲大陆上一个四分五裂的弱小国家。拿破仑战争以后，德国有38个邦，各邦有各邦的关税，各邦内部个个省区也分别规定有地方生产率。这种情况大大妨碍了商品流通的发展和全国市场的形成。为了消除这种阻碍，德国资产阶级早在1819年就建立了工商业协会（由李斯特等人领导），1834年更成立了统一的关税同盟。由于共同税界的确立，大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获得了比较迅速的发展，1835年建筑了第一条铁路。但是与英国甚至与法国相比，工业的发展也还远远落后。当时英国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工业化，竭力提倡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大量廉价的商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