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冲击德国市场，使德国工业的发展步履维艰。当时，斯密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主张被称为世界主义，就如同今天的全球化一样，已经在社会各界流行。用李斯特的话说：
所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从业员，所有报纸编辑，所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作家，都受到了世界主义学派的熏染和陶冶，对于任何一种保护税制都认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犯忌的。他们的后援是英国势力，是在德国口岸和商业城市那些经营英国商品的商人。尽人皆知，英国政府通过“机密费”的布置，在操纵国外舆论方面，它所拥有的是如何强有力的一个手段：只要有助于它的商业利益，它是从来不惜任何代价的。于是在汉堡和不来梅，在莱比锡和法兰克福，出现了大批的、数不清的新闻记者和报刊社论作者投入阵地，对于德国工商业者施行统一的保护税制的“不合理愿望”加以谴责，对于这些工商业者的顾问更是竭尽所能地加以诋毁；例如，他们说这位顾问对于科学最高权威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根本一无所知，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智力来理解这些原理。流行经济理论以及德国学者们的见解原来是站在他们一面的，这就使这些为英国利益说话的人，在进行工作时更加得心应手。
在这场斗争中，双方所拥有的武器显然是不均等的。一方有的是经过细致加工、彻底条理化的一套理论，是一个完整的学派，是一个强有力的党派，在每一个议会、每一个学术团体中都有它的拥护者，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拥有一个强大的动力——金钱。而另一方则情形截然不同，它没有钱，内部分裂，意见分歧，绝对缺乏理论基础。①
①［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着，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6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11月。
有鉴于此，李斯特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对斯密学说作了有力批判。其一是斯密的世界主义观。李斯特认为：“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①既然世界上还有国家，而且国家之间还会发生战争，每个国家就应该注重发展自己的生产力，而不仅仅是拥有多少财富，因此，斯密的自由贸易主张所暗示的前提不成立。李斯特嘲讽道：“假使有一个国家，由于看到了普遍与持久和平的莫大利益与合情合理，因此就主张解散军队，销毁兵舰，撤除要塞，任何头脑清醒的人是否要认为这个政府精神失常？”②
第二，李斯特认为动态的生产力比静态的财富更重要，这击中了斯密和李嘉图在方法论上的要害。“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③从发展国家生产力出发，李斯特指出斯密的外行：“这个学派只是由于对生产力的性质没有做适当研究，对国家情况不作综合考虑，因此对于农工商业、政治力量和国内财富做等比例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国家特有各工业部门取得充分发展时这种工业力量的价值等方面，就格外地不重视。它所犯的错误是，将工业力量与农业力量作等量齐观，谈到劳动、自然力量、资本等等时只是作概括的叙述，没有考虑到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别。”④
①［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着，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09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11月。
②同上，第158页。
③同上，第118页。
④同上，第124～125页
实际上，在19世纪，身体力行亚当·斯密学说的是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俄罗斯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地主、贵族们用自己的农产品交换英国的工业品，过了一段价廉物美的好时光，但是很快由于没有发展本国工业，一当世界市场农产品供应过剩，地主们就叫苦连天了。这些国家最终成了欧洲的农业国，失去了在欧洲的发言权。而当时，同样落后于英国的德、法、美等国家却没有那么无知地听从斯密教条摆布，其国家经济政策的真正指导思想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今天，这些国家强大起来了，特别是当年靠贸易保护起家的美国成了发达国家的盟主，为了防止世界上新的竞争对手挤入发达国家俱乐部，它们效仿当年英国的作法，到处宣扬亚当·斯密的教条，把自己的成功经验——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说——悄悄地收藏起来。于是，作为19世纪真正杰出的经济学家的李斯特以及他的著作，被现代经济学家们不动声色地排挤出了经济学的殿堂，甚至在经济学说史上也只是一笔带过。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1998年11月在我国出版的《国际经济学》（克鲁格曼等着）就是这样排挤李斯特的。作者首先详细介绍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模型，然后评论说，“该模型对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探讨却是国际贸易研究中非常有用的工具。具体地说，简单的单一要素模型有助于纠正一些对比较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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