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的意义和对自由贸易的性质的错误理解。这些谬误经常出现在有关国际经济政策的公开讨论中，甚至出现在那些自称为专家的人的论述中。”那么克鲁格曼（以下用克鲁格曼代表原书的两位作者）认为，李嘉图模型可以纠正哪些错误呢？
谬误一：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生产率达到足以在国际竞争中立足的水平时，它才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这一论点极受许多人欢迎。例如，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最近在批评自由贸易时，认为自由贸易在现实中往往不存在。“要是一国除了不断降低劳动成本以外，不能比别国生产更便宜的产品或更有效地生产，该国怎样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呢？”他对此表示焦虑。
该评论者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他没有理解李嘉图模型的实质：贸易的获益取决于比较优势而非绝对优势。他担心一个国家不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有效率地生产任何产品，即该国在任何商品上都没有绝对优势。可是，谁说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呢？在我们带有数据的简单的贸易模型中，本国的奶酪部门和葡萄酒部门的单位产品劳动投入都比外国低，也就是说这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都比外国高。然而正如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两个国家都从贸易中获益。
人们往往容易错误地假定，一国出口某种商品的能力来自于该国在生产率上拥有绝对优势。但是，生产一种产品的绝对劳动生产率优势既不是在这一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单一要素模型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一个部门的绝对劳动生产率优势既不是产生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一个部门的比较优势不仅取决于该部门相对其他国家同一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取决于本国相对于外国的工资率。一个国家工资率又取决于其他产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在上文的具体例子中，外国生产葡萄酒的效率要比本国低，但奶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劣势则更大。由于外国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都比较低，其工资率必然比本国低，低到足以使葡萄酒的生产成本也比本国低。同样地，在现实世界中，葡萄牙生产棉布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美国来说比较低，但是其他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劣势更大，因此葡萄牙的工资率低到足以使葡萄牙在棉布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①
①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第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
显然，克鲁格曼在这里批评的“谬误一”正是李斯特的主要观点。
但是克氏的批评却只是重申了李嘉图的静态模型，没有对李斯特在将近两个世纪以前提出的动态模型，即自由贸易对于落后国家生产力的损害的观点做出正面回答。因此，这种批评是陈旧的、苍白无力的。其次，谈到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时，克鲁格曼认为，只要落后国家的工资率足够低，仍然可以在国际贸易中享有比较优势。也就是说，我发达国家可以在很高的工资率上有比较优势，而你落后国家可以在很低的工资率上有比较优势，因此，自由贸易对双方都有利。我不知道克鲁格曼先生是否懂得什么叫很低的工资率。作为中国人，我知道很低的工资率就意味着生活十分艰难，意味着中国人不得不当牛作马，而美国人可以牵牛骑马。这样就叫对双方都有利吗？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南亚各国工资率大幅度降低，重新赢得了比较优势，这在克鲁格曼先生看来也许是自由贸易的优越性的体现，但在东南亚各国看来却是一夜之间生活水平倒退20年。为什么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以不断提高，而东南亚各国的生活水平却只能在最低工资线附近徘徊，一旦有所上升便会丧失比较优势呢？旧中国的包身工最有资格谈很低的工资率，也最有资格谈什么叫“双赢”。可敬的克鲁格曼先生最好还是收起这种“双赢”论调吧，免得摘不掉“狼的说客”的桂冠，有辱学术公正的名声。
有意思的是，不仅落后国家难以接受以低工资率作为自由贸易下的比较优势来源，发达国家的工人也不能接受落后国家以低工资率作为比较优势来夺取他们的饭碗，因为这样一来，发达国家的工人就不能享受由于劳动力和产品不能自由流动带来的高工资率。克鲁格曼认为，这又是一个不利于自由贸易的谬误。
谬误二：如果来自外国的竞争是建立在低工资的基础上，那么这种竞争是不公平的，而且会损害其他参与竞争的国家。这个结论有时也被称为贫民劳动论，它深受面临外来竞争而寻求保护的工会的拥护。坚持这一观点的人们认为国内产业没有必要与那些低效率低工资的外国产业打交道。这个观点传播非常广泛并且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1993年，一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及前总统候选人罗斯·泊若警告说，由于墨西哥低得多的工资率，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自由贸易会导致美国工业的南移，会像“吸一大口气”那样将美国的资源一下吸走。同年，另一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一位有影响的欧洲议会成员詹姆斯·戈德史密斯在他的一本法国畅销书《陷阱》中，虽然没有像泊若那样生动形象地描述，也表述了类似的观点。我们的简单例子就再次说明了这个结论的错误性。在上例中，本国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都比外国高，而外国生产成本之所以比本国低全依仗了非常低的工资率。外国的低工资率和本国是否从贸易中获得的问题并没有多大关系。外国生产葡萄酒的成本比较低是因为劳动生产率高还是因为工资率低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关键是用本国自己的劳动力来衡量，本国生产奶酪换取葡萄酒比直接生产葡萄酒更便宜。
这一段批驳仍然只是重申了李嘉图的静态模型，没有回答由于购买外国廉价商品而对本国工业生产力的损害以及相应地工人失业问题。对于落后国家，购买发达国家用高生产率生产的廉价商品使本国的高附加值产业无法发展；对于发达国家，购买落后国家低工资率生产的廉价商品使在本国低附加值产业中就业的工人失业。这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撇开活生生的逻辑和事实，而要人们回到静态交易模型中来，这是真正的削足适履。事实上，克鲁格曼仍然没有回答李斯特的问题：
假定法国因为看到它的工业没有能获得充分发展，认为应实行25％的保护税才能使工业获得保障，而英国方面对于它的出口商却给了30％的补助，这种出于英国方面的“礼物”对法国将发生什么影响呢？法国的消费者固然在几年以内可以较低的代价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品，在这一点上占到了便宜，但法国的工业却一败涂地了，几百万人民将沦于乞讨生活，或不得不迁流国外，或改业务农。……如果有个人买衬衫时代价可以比以前低四成，他只是为了领这个便宜而结果却失去了一只膀子，他怎能甘心呢？①
①［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着，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29～130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11月。
看来克鲁格曼只是做一次性小买卖的商人——这是斯密学说的标准生意人形象，从来不从生产者利益考虑问题，更不会从一国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即使从学术角度看，克鲁格曼回避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的挑战，也显得不够诚实。对于这样的国际贸易权威，我们有必要那么崇拜吗？
然而克氏自我感觉却非常良好，他继续抨击第三个谬误：
谬误三：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人比其他国家工人的工资低，那么贸易就会使这个国家受到了剥削并使福利恶化。经常有人用感情化术语表述这一论点。例如，一位专栏作者将thegap这个服装连锁企业总裁的200万美元收入与为其生产一些商品的中美洲工人的工资0.56美元/小时相比较。的确世界上许多工人的工资低得可怕，要说这是合情合理的似乎有些残酷。
但是如果有人问自由贸易的好处在哪里，其要旨不在于问是否应该付给低工资工人更高的工资，而在于问他们以及他们的国家，建立在低工资基础之上的商品出口是否比拒绝参与这种“丧失身份”的贸易时的福利水平下降。在问这个问题的同时还须问：什么是其他选择方案？
尽管有点抽象，但我们的例子说明，除非有更好的选择方案，否则就不能说低工资下贸易就意味着剥削。在该例中，外国工人的工资比本国工人的工资低得多，很容易想象一个报刊专栏记者会对他们的被剥削表示愤怒。但是，如果外国通过拒绝与本国贸易（或者通过坚持付给其出口部门工人更高的工资，其效果一样）而拒绝被“剥削”，那么，其实际工资将会更低，每个工人每小时的工资购买力将从1/3磅降至1/6磅奶酪。
这位将thegap的行政人员与为其生产衣服的工人的收入相比较的记者，对中美洲地区工人的贫困状况表示愤慨。但是，拒绝出口和贸易的机会恰恰会将他们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这就不是温文尔雅的学理推演，而是赤躶躶的威胁了。将其解读出来就是，如果你不给我当牛做马，你就会饿死（如果你拒绝受剥削，你连饭都没得吃）。更深层的含义是，如果你们想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拒绝与我们打交道，你们就会更加贫困。
啊，我们想起来了。这正是1949年以后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想看中国笑话时的腔调。然而，艾奇逊们打错了算盘。脱离了西方世界的新中国不仅没有更加贫困下去，而且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遏制了通货膨胀，恢复了国民经济，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再也没有人为了糊口而必须放弃尊严和人格，在当家作主人的豪迈热情中，铁人王进喜喊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心声。就是在与西方世界完全脱钩的前30年里，中国人均寿命迅速从35岁提高到近70岁，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卫星上天，洲际导弹一代又一代迅速更新。也是在这30年里，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7.6％，一个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初步建立，一支庞大的科技和教育队伍得以形成，为后20年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基础和信心来源。
克鲁格曼先生忘记了，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英国人也曾同样威胁过美国，而且这种威胁曾经是那么真切，以至在美国史上，1781年至1789年被称为“危机时期”。①那时，英国利用自身强大的制造业和商业优势，一方面对美国的出口实施严厉的商业限制，包括禁止美国货进入西印度群岛；另一方面则向美国大量倾销英国货。独立前夕，北美平均每年运往英国的生铁为3929吨，1791年下降为797吨。②烟草、稻米、蓝靛等大宗农产品的出口也大幅度下降，商业和航海业停滞，造船业衰落。商人、农场主纷纷破产，债务链条破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蕩，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但是美国人民并没有因此就回到英国怀抱，而是一步一步地将邦联政府改成联邦政府，强化财政和银行体系，强化中央集权，用国家的力量来抗衡英国，终于能够屡经磨难，把贸易保护主义确认为国策，发展起独立强大的工业体系，这才有今天克鲁格曼的立足之地。在这一点上，李斯特比这位200年以后的国际经济学家高明得不知有多少倍：
①张少华着，《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第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转引自约翰·费斯克，《危机时期》，波士顿1988年版，第189贝。又转引自杰拉尔德·纳什编：《美国经济史上的问题》，第109页，马萨诸塞1964年版。
②同上，第36页。转引自柯蒂斯·内托斯：《1775至1815年国民经济的形成》，第53页，纽约1962年版。
德国过去每一个世纪总要受到疾病、饥荒或内江、外战的摧残，但是它总能保持住大部分的生产力，因此每次受到打击以后，总是能很快地恢复到一定程度的繁荣。西班牙原来是既富且强，不过是备受专制和僧侣势力的折磨，虽然它的国内环境比较地和平，但是总不能摆脱贫困，而且越陷越深。照耀着西班牙人的还是同一个太阳，他们所据有的还是同样的领土，矿藏还是同样丰富，他们还是与美洲发现以前、与宗教法庭成立以前同样的人民；但是这个国家逐渐丧失了它的生产力，因此日趋贫困。美国在独立战争中丧失了无数资财，但是它赢得了独立以后，生产力有了无限提高，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它在和平以后的短短几年之内，就在财富上获得了空前大规模的增长。①
①［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着，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18～119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11月。
真不知道克鲁格曼和萨谬尔森们什么时候能从葡萄酒和呢绒交易的儿童游戏中摆脱出来，用他们“聪明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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