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 第九节 孔子及其所创儒家学说

作者: 范文澜4,228】字 目 录

,“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篇》)。这种对鬼神的不可知论,实质上掩藏着唯物论的因素。墨家有鬼,道家无鬼,儒家居中,可以引申出无鬼论,也可以引申出有鬼论。在和有鬼论作斗争的时候,儒家常常是无鬼论者。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各式各样的宗教侵入中国,尽管它们在某一时期得到盛行,但总不能生根长存。从南北朝到隋唐,高度盛行的佛教,也并无例外。抵抗宗教毒的力量,主要来自儒家学说,固然它本身也含有封建礼教的毒汁,两毒比较,宗教毒当然更重。因为儒学毒根一般生在统治阶级的土壤上,而统治阶级是可以消灭的。宗教的毒根,一般生在被压迫阶级里,要拔生长在广大劳苦群众里的毒根,费力很大,收效缓慢。汉族受宗教毒较轻,不能不归功于儒家学说的鬼神不可知论。

士阶层在当时是新兴地主阶级也是新兴家族制度的有力代表,它对宗族制度有一定的反抗性,不过这只是一些微弱的反抗性。孔子曾为鲁国大司寇,要加强鲁君的权力,拆毁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的都城。孟孙氏拒绝毁城,孔子攻打不下,也就妥协了。佛肸(音必希bì xī)据中牟反抗晋大夫赵简子,请孔子去帮助,孔子要去,被弟子子路劝阻。孔子修《春秋》,寄托他的政治思想。按《春秋》书法,凡暴君被杀,概称某国人弑其君某某,表示国人皆曰可杀的意思,但仍称弑不称杀,表示到底是以下犯上。孔子所反映的士阶层的反抗性就是这么一点。

孔子创儒家学说,主要内容是礼乐与仁义(《论语》说义比说仁少,说礼实际即说义)两大部分。“道(导)之(民)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篇》),是孔子最高的政治思想,德指仁义,礼指一切统治阶级规定的秩序。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是礼的根本,依据这些固定不可变的根本,制出无数礼文,用以区别人与人相互间复杂的关系,确定每一个人应受的约束,使各守本分,不得逾越。单要求人守礼,孔子认为不合中庸之道,必须用乐来配礼。乐是从感情上求得人与人相互间的妥协中和,使各安本分。礼用以辨异,分别贵贱的等级;乐用以求同,缓和上下的矛盾。礼使人尊敬,乐要人亲爱。礼严肃形于外,乐和顺存于内。礼有乐作配,礼的作用更增强了。

单有礼乐,没有道德作根本,还不够适合政治上的需要。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篇》)就是说,没有仁作思想基础,礼乐是空虚的。“仁者人也”(《礼记·中庸篇》),仁就是做人的道理,也就是爱或同情心。爱或同情心不可流为兼爱,必须有等次。等次称为义。“义者宜也”(同上),义的意义是适宜、合礼,也就是中庸之道的权。爱父母叫做孝,爱兄长叫做悌,爱君上叫做忠,按照尊卑、贵贱、亲疏、长幼、男女等差别,表现出各种轻重不等的爱或同情,与礼相适应。所以说“仁近于乐,义近于礼”(《礼记·乐记篇》),在外的是礼乐,在内的是仁义。讲来讲去实际只是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服从统治阶级的礼。孔门第一大弟子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答称“克己复(合)礼为仁”,具体做法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篇》)。一句话,不合礼就不合做人的道理。

据说,孔子很少讲仁,但《论语》记载讲仁的话,却在一百条以上,其中很多是孔子讲的。不过孔子虽然讲了很多条的仁,一般是讲士的修身法。孔子讲仁的真正要义在孝,他的弟子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少)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人)之本欤!”(《论语·学而篇》)子弟敬爱父兄,本出于心理的自然,在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里,孝悌应是一种基本道德,也是为庶民所乐于接受的一种道德,但在儒家看来,提倡孝悌,在于防止犯上作乱,不问那个“犯”和“乱”是否合理。毛主席《实践论》里说“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①,确是不可移易的真理。

孔子学说妥协性多于反抗性,也就很自然的保守性多于进步性。孔子反对横征暴敛,认为“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篇》)。《论语·先进篇》载他的弟子冉求做季氏宰,替季氏聚敛,孔子很愤怒,说“这不是我的学生,弟子们敲着鼓攻击他罢!”这是孔子出于真情的爱民精神。他主张举贤才,慎刑罚,薄赋敛,重教化,斥责那些为政者,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预先告人准备)视成(立等成功)谓之暴,慢令(自己无信)致期(要民从令)谓之贼”(《论语·尧曰篇》),这都是孔子学说的进步面。不过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可以使由(服从)之,不可使知之,这又说明他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保守的。

孔子主张大一统,要求天子治天下,诸侯治本国。他崇拜辅相成王制礼作乐的周公旦。他想复兴周道,保持并加强周天子和各国诸侯的权力,举贤士大儒作辅相。他的理想政治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齐晋等霸主)。……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篇》)。孔子生在东周,还只好寄统一的希望于名义上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虽不可能成为事实,但中央集权的统一思想,开始萌芽,实含有进步的意义。因为孔子要用礼乐仁义来求得统一,对战争取反对态度(《孟子·尽心篇》所谓“春秋无义战”),不了解兼并战争客观上正是破坏诸侯割据的旧秩序,走向大一统的必经路程。“仍旧贯(守礼制),何必改作”(《论语·先进篇》),就是孔子保守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

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礼记·中庸篇》)的复古主义者,但又是善于用权、“无可无不可”的“圣之时者”(《孟子·万章篇》),孔子学说含有多面性,所以儒家学派总能适合整个封建时代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的需求,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孔子和儒家学说无可置辩的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

封建领主和新起的地主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本质是一致的。由于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有些区别,因而在政治上的要求也有些区别,但这些区别并不损害他们的一致性。而且在孔子时,新起的地主还不是一个成熟的阶级,它还没有脱离领主、自己掌握政权的势力。孔子学说代表新起的地主,同时又主张维持领主统治,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了,当作偶像崇拜的孔子也跟着过去了,但孔子对古代文化的伟大贡献和他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并未失去。因为他删订六经,保存了三代旧典;因为他创造儒学,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他的学说的某些部分,表现了汉民族在文化特点上的某些精神形态(如《论语·卫灵公篇》所说“有教无类”);他的学说,也影响了中国境内外非汉族的各族,在汉族与各族间起着精神联系的作用。孔子基本上是个大教育家,他一生在学习、在思想,在温故知新,在诲人不倦。他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特别是教育和行为方面的经验。比较原始可信的《论语》书中,记录着孔子很多的格言和公式,例如“学而时习之”,就是最好的学习公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篇》),就是最好的科学格言。至于他那种繁富的学说,“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①,对我们是有益的,他给中国人民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人民必须珍重这一份遗产。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横排本第二六○页。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六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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