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被这喊声打动了，都来买大傻子的油果儿。玉儿媽买了四条，以前只买一条给迎波，今天要一家人都吃，一人一条。大傻子的油果儿很快卖完了。他回到他那间破屋里，卷起铺盖，扛在肩上就走了，他下放到杨小群那个生产队，正好可以照顾他的堂姊。
接着，一家一家地开始行动，离开宝塔集。
无论从哪方面看，宝塔集人的这一次迁徙与历史上的任何形式的大迁徙都不能相比。它的意义是革命的，它的动机是纯正的，它的形式是平和的——绝对地没有刀光和剑影。从这里走到那里，都是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同胞，自己的乡親，因此一点也没有历史上为战争为逃荒而进行的迁徙的壮观和悲凉。他们对“这边”熟悉，对“那边”也了解；“这边”有的，“那边”也有，“这边”没有的，“那边”也缺乏。“这边”的人和“那边”的人，肤色一样黄，鼻子一样高，但是欢乐一样少，忧愁贫困一样多。所以迁徙者只有对旧有的一切的留恋，而没有对新的生活的渴望和慾求。
迁徙的队伍是这般地破烂和零散。一家一户地，用最原始的交通工具搬运着最简单的家具，锅碗瓢盆和睡觉的床。没有人唱“造反歌”，也没有人跳“忠字舞”，也没有哭叫和咒骂。人们都默默地、木然地搬着，走着。相熟的碰到了，只有简单的问和答：
也去吗？也去。
哪庄呢？×庄。
谁也不需要更多的信息。
顾维舜一家拖到傍晚才搬家。玉儿媽总舍不得，总说，不要急，还想想，还有什么事没办呢？一直拖到小晌午，舍儿在乡下的对象突然来了，说是听到了消息。那闺女进门就哭鼻子抹眼泪，说她不愿意舍儿一家搬到乡下去。我在乡下受够了才找上舍儿的啊，我的命又这么孬？她毫不顾忌地说。顾家人劝的劝，哄的哄，才上住了姑娘的哭，可是顾家人不敢向姑娘保证将来还能回到集上来。顾维舜夫婦让合儿好好和姑娘叙叙，安慰安慰她，舍儿带姑娘到了集外大路旁。从中午叙到傍晚，舍儿耷拉着脑袋回来了。爸媽问他谈得咋样，他没好气地说：走吧！一个大男人还怕找不到老婆？
一家人的心都吊上了喉咙口。吊上喉咙口又怎么样呢？就是戳在头顶上也得走啊！
现在用上了德儿的女婿。他拉来一架木板车，把岳父家的几样大家具都绑在车上了。他在前面拉，德儿在后边推着。舍儿用扁担挑着锅碗瓢盆在车子后面跟着，他的后边是顾维舜，挎着个大竹筐，筐里装着玉儿媽的雞零狗碎，玉儿媽一样也舍不得丢。玉儿媽脚小，负不了重，家里人不让她拿东西，她左手抱着卷成一卷的“宝像”，右手牵着小迎波。迎波的右手空着，姥姥叫她提一盏小马灯，给一家人照着路上的坑坑洼洼……
没有三步一回首，五步一徘徊。上了路就不回头。
板车的胶轮在不平坦的路上吱吱嘎嘎地叫，车上的家具在眼眶当当地摇，锅碗瓢盆在舍儿肩上哗哗啦啦地响，雞零狗碎在顾维舜手里磕磕碰碰地跳。小迎波手里的小马灯点亮了，微弱的光亮被压成碎片，人影在碎片中闪闪烁烁，不成个儿也不成条……
玉儿媽把外孙女的小手攥得很紧很紧，小迎波觉得有点痛。但是她不敢叫。她不懂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但是她不敢问姥姥，这几天，姥姥的脾气太坏了。黑暗和沉闷的气氛使她害怕，她不敢哭也不敢叫，她只是问姥姥：我可以唱支歌吗？姥姥说：唱吧！她唱了：
我家小d弟，
半夜笑嘻嘻，
问他笑个啥，
梦见毛主席。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梦见毛主席。
因为走路，因为路不平，因为手被姥姥攥痛了，她唱得上气不接下气，那一连串的“哈哈”像唱累了的青蛙叫，大人们奖给她几声笑。她不那么害怕了，尽量把马灯举得高点再高点，并且不停地问：姥姥可看见？姥爷可看见？二姨、二姨父可看见？舅舅可看见？都说看见了，可是她的手臂好酸好酸哟！
啊，艾书记呀艾书记！在强迫大部分“下放户”“自愿”搬迁之后，便着手对付那些“钉子户”了。
“拔钉子”自然要用一些力气和工具，不再是绝对和平的了。不过仍然没有刀光剑影，动用的都是劳动工具，铁锹、钉耙之类。民兵出动了，但不是打仗和抓人，只是去扒“钉子户”的房屋，叫他们在宝塔集上无藏身之处。没有人去扒那些“钉子户”的男人女人身上的衣服，至于一些女人和男人为了阻止自己的房子被扒而脱光了自己的衣服爬上房顶，责任全在他们自己。
扒房子的情景难以尽述。我听到了许多扒房子的故事，把它们复述出来无非是一些陈词滥调。诸如大人哭，孩子叫，拉拉扯扯，打打闹闹，叩头泣血，苦苦求告之类。有人打了个比方，叫我想想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土匪进集的情况，说“就像那”！我觉得这比方很不确切。土匪和艾书记岂可以相提并论？土匪目标凶恶，要杀人越货，鱼肉女色；艾书记扒房子，却是为了崇高的目标。是为了执行“最高指示”，而没有个人目的。而且他们连砖瓦都不要，房子扒了，砖瓦依然归还原主，叫他拉到乡下盖房子去了。
没有人统计这一次在宝塔集上共扒掉了多少房子，人们只记得相当于一场洪水。几天后，宝塔集便空旷了许多，成了和农村差不多的“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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