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在，我们的张庄生产队一直是安稳的。大家都感谢我们的张队长。要不是他在大跃进的年月里斗着胆子抗上藏粮，我们还不知要饿死多少人呢。所以，不论外面的人怎么斗争自己的干部，我们还是把这位队长当作“青天”敬着、爱着。也依旧像从前一样忍受着他的粗话和吵骂。邻村的小郝庄生产队就和我们不一样了，他们的郝队长在那几年作恶太多，冤魂债主一起找他算帐了。他以前对社员们做过什么，如今社员们都如数奉还。打、骂、饿，这是最常见、最轻微的惩罚了，跪在石子上，大冷天剥光了上衣站在寒风里，滋味就不大好受。虽说社员与他都是同族的叔伯兄弟，但是打起骂起他来却既不心疼也不手软。他的屁股给打烂了，西装褲不能穿，只好穿老式的大裆褲，走路时还要捂着屁股。
小郝庄的社员们来找过我们的队长，要我们生产队与小郝庄生产队的贫下中农联合起来，把大队和公社的那些欺压过百姓的干部都给揭下来。我们的队长不同意。张队长说，鸭子吃稻，一还一报，报应来报应去还是老百姓吃亏。算了，你们心里有气，对老郝要打就打几下，要骂就骂几句，叫他知道厉害，下次不敢再干就行了。千万别朝要紧的地方打哟，出了人命是要吃官司的。咱要揍死人家一个都跑不了。当家作主！哼！你们要是记住了我说的这个理儿，就不会吃大亏。不要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
小郝庄的人听了我们队长的话，所以郝队长还活着，烂了的屁股也结了疤。
可是想不到如今周纯一的事情影响到我们生产队，是非又颠了个个儿，郝队长又神气起来了。屁股虽然烂了，头脑还好好的，所以周围发生的什么事他都知道。他知道周纯一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全省都有一股邪气，要反对三面红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为彭德怀翻案。他甚至于说得清《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彭德怀的关系：彭德怀根枯叶烂心不死，所以叫一个姓吴的写了这出戏，为自己叫屈。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好惹的，毛主席定下的案子谁也翻不了。他当然还知道周纯一和我的关系，他说他看见过周纯一几次到我家进行反革命隂谋活动，张队长还和他一起吃过一顿饭呢。周纯一被捉住的消息一传到我们那里，他就到了书元家，问我和高凡的下落。书元告诉他我们到高凡老家去了，他不信，说八成和周纯—一起被抓了。书元嫂子是小郝庄人，“大跃进”时曾经为了吃饭做过郝队长的相好，自从嫁给书元哥就再也没有瓜葛了。可是现在他却当着书元的面，叫书元嫂子为他点烟，书元嫂子划着一根火柴，他给吹灭，又划着一根又被他吹灭。书元嫂子气得又哭又骂，书元哥更抓住郝队长的衣领把他推出门去，对他说：你再不滚远点，我用拔猪毛的镊子拔掉你的眉毛。这话正好被刚进门来的张队长听到了，他笑着说，他那眉毛不能拔，那是贵人眉，将来还要升大官呢！郝队长果然得意地持了捋他那长达一寸、乱如荒山野草、浓若乌鸦翅膀的眉毛，说：你老弟说对了！可是他冷不防被张队长按住了头，说：我就拔一根，让我沾沾你的贵人气！张队长果然把左眼上最长的一根眉毛拔了下来，用嘴一吹，说滚吧！要不我把全村人叫来，说你调戏良家婦女，看不把你揍扁了！他灰溜溜地跑了，临走说了一句文绉绉的话：后会有期！
从那以后，郝队长没有再上我们队里来，但是常常骑着自行车一趟一趟地往外跑，到公社，上县城，找造反队和军管会揭发张队长的罪状，还搬来一些不了解情况的红卫兵到我们村里来吵吵闹闹，七哄八闹的，我们的队长真的给哄倒了，成了“反对三面红旗的急先锋、反革命复辟的黑干将”了，高凡也在村里呆不下去，便天天到学校里上班，说是接受审查了。幸好他的学校乱糟糟的没有头绪，所以还没有受什么大委屈。
我们村的人还是不肯去斗自己的队长，他们一再向外来人诉说张队长的种种好处，哪知越说越糟，不但张队长所有的好处都成了罪证，连我们生产队也陷进了重围，我们成了全县闻名的文化大革命的“死角”。“贫下中农没有发动起来”啦，“阶级斗争的盖子被一小撮坏人捂住了”诸如此类的帽子一顶一顶往我们生产队头上戴。公社的造反指挥部要给我们送“东风”，郝队长便又拖着结满了伤疤的屁股来了，来帮助我们“发动群众”。
我们队的群众太难发动了，郝队长说破了嘴皮也没人听，大家心里透亮，你是个什么东西！他说我们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我们也不理他。但是对外面的压力也不能不考虑，所以书元他们出来组织造反队，对张队长明批暗保。当公社、大队或县里有人来批斗我们的队长时，书元和几个精壮的小伙子就以本村造反派的身份保护在队长的左右。要是有人要把我们队长拉到外面去斗，书元他们就跟着，疯大爷也跟着，好报个信什么的。不过，就这也够烦的，常常耽误了地里的活。好在张队长生性豁达，每一次捱完了批斗，仍旧有说有笑，有叫有骂。仍旧是张队长指挥着全队的耕种和收获，书元只是挂名元帅，专给外面人做样子的，这情景很像抗日战争中应付日本鬼子的“白皮红心”政权。
没想到疯大爷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出问题。
疯大爷的事也与我和高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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