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帐，分分粮草什么的，虽说不给加工分，可是得到的比几个工分还要多。给他们家分东西的时候，会计把秤防往外移，秤杆子也翘得很高。
在村里的三家下放户中，正儿八经地过日子的，只有顾维舜一家人。
钱三文两口子等于“五保户”，生产队不但供给他们粮草，每到冬夏两季还要补助他们一点钱。村上人都把他们当累赘。钱三娘还算知趣，知道人家不喜欢自己，就像小老鼠似的在村里走动，从不多言多语。她喂着两只羊，每天到地里割些草，拾点柴，其余的时间便只在家前屋后转悠了。常常到玉儿媽这边坐坐，有时也来借盅盐，舀瓢水，碰上吃饭的时候，玉儿媽也给她点吃的。钱三文可就叫人讨厌了。每一次从外面宣传回来，他都要吹，吃到了啥，见到了谁。他肺里有病，走到哪里痰就吐到哪里。玉儿媽最怕他吐在自己门口，他一吐，她就拿灶底灰去盖，他不但不为此感到难为情，反而说：你这么勤快！我可以天天到这里来吐痰了！玉儿媽也不客气：你自己没有家？我有工夫给你盖痰，不如去扫猪圈！有一回，钱三娘拎水时掉进沟里了，玉儿媽拿了一根竹竿把她救了上来，钱三文还笑，问老伴现在下沟洗澡凉快不凉快。气得玉儿媽对钱三文下了一道最后通碟：从今后再来我家串门子，我朝你身上泼尿水！
黄山一家人也不比钱家好多少。黄山的老婆是集上人，不会干乡下活，又怕苦，三天两头往集上跑，两口子经常打打闹闹。黄山原来也是读书人，读过两年大学中文系，也是反右时犯下错误，给下放到农村来了，心里也憋了许多气，无心干活。所以，他家的灶台差不多天天是凉的。
玉儿媽可不允许自己一家人像他们那样生活，她说到哪山砍哪儿柴，在哪里我都不能比人家短半截儿。她干的活儿一点也不比别的农家婦女少。几十年住在集上，针线茶饭上她是把好手，推磨打碾可从来没干过。可是她照样抱着磨棍推磨。她脚小腿细，脚脖子麻秆儿似的，一步一颤巍。村上人都说，不能让她抱磨棍，毛驴再累也要听她使唤。可是她心疼牲口，一看到毛驴累了就“心肝宝贝”地叫，自己还是抱磨棍，让毛驴歇着。
可是到底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一天到晚忙着，实在是累，累极了，脾气也就更大了。所以吵吵闹闹的事经常发生。有一回，天下雨，玉儿媽把一大盆猪食从厨房往猪圈端的当儿跌倒了，盆也掉破了，人也摔伤了。那天正碰上老大顾维尧来作客，老弟兄俩坐在堂屋里叙话，一个坐在桌这边，一个坐在桌那边，共吸着一个旱烟袋。你吸完一袋交给我，我吸完一袋再交给你，彬彬有礼，长幼有序。玉儿媽摔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老哥儿俩只问摔伤了没有，却不知道该去拉一把。还是小迎波跑出去把姥姥拉起来，给姥姥扶回堂屋里。看玉儿媽吵吧，说“书香门第”的男人都是又聋又哑又瞎又残废，还没心没肺。说跟这样的人过日子有啥意思，不如去跳河。吓得小迎波死死地抱住姥姥的腿，大哭大叫：不要跳河，下回你再跌倒了，还是我拉你。姥姥被感动了，宣布不再跳河，但是她说，从今以后，家里的规矩必须变一变。家里活要大家动手干，什么男人女人，都是人！男人不想干家务，就别吃饭！
打那以后，顾维舜开始光顾厨房了，自己盛饭端饭，有时也会坐下来，往灶洞里填把柴。
原来，顾维舜和玉儿媽一个打里一个打外，平分天下，现在，不知不觉地，玉儿媽成了这个家庭的“绝对权威”，顾维舜原来的那一半天地完全失去了。但顾维舜也不计较，他觉得反而清静了。
然而，正像一首歌里所唱的：公雞头，母雞头，不在这头在那头。灾祸总要降临的，这一辈人都躲不过，玉儿和德儿都轮上了，一个是病，一个是灾。
玉儿丈夫成了“五·一六”。
“五·一六”是什么东西？不但顾维舜玉儿媽说不清楚，连当了“五·一六”的人也说不清楚。江青说，“五·一六”是这么个东西：“一个反革命组织”，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黑材料他都整了，他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
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连周总理都说她是“我党杰出的女同志”，常常举着小红书带头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她讲的话还会有错？所以，全国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都成了“五·一六”或“五·一六”的嫌疑，谁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表示过一丁点儿怀疑或不满，谁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谁让各级新上台的权威人士感到不顺眼，谁就可能是“五·一六”。这些人被叫做“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以示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革命分子”有所区别，区别在于，他们都在红旗下长大，原来头上没辫子，屁股上没尾巴，后来头皮和屁股一起发癢，辫子和尾巴便长出来了。
玉儿的丈夫没有反对过“无产阶级司令部”，他只是参加了当地的一次不成功的夺权。一九六七年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使很多年轻人头脑发热，以为自己也可以参与权力的分配了。事实却来教育他们，那是作梦。红卫兵也好，造反派也好，无论你们多么可爱，多么响当当，都只能充当打手和炮灰，至多当一个聋子的耳朵。平民夺权谓之“篡”，这种古老的观念不但掌权者有，无权者也有。所以直到今天，有关文革的许多著作中，仍然充斥着这种反“篡”的意味。那些大学者大权威，对当权者的迫害可以不置一词，可以说“当娘的也会打错孩子的”，唯独对他们以为不配与自己平等的人在“当娘的”支配下对他们的批判，不但一点儿不肯原谅，而且要加倍偿还。对于这种状况，即使鲁迅先生活着，除了吐一个“呸！”字，还能做什么？这是走题儿的话，不说也罢。反正，玉儿的丈夫成了“五·一六”了。
丈夫被隔离审查的时候，玉儿早已随单位被“疏散”到农村去了。那时候，林彪还是“副统帅”，他发布了一个“通令”，要准备打仗，城里不可靠的人都要疏散，免得他们在敌人打进来的时候开城门，放吊桥，里应外合。玉儿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自然要疏散了。几个月过去了，并没有敌人打进来，理应可以回城了，可是最高统帅又发布命令，大家都进“五七干校”，于是玉儿成了×连×排×班的“五七战士”了。有人来找她了解她丈夫的情况，叫她揭发丈夫的罪行，她才知道丈夫出事了。
玉儿没有马上把这件事告诉父母，怕他们担心。父母下放时，她是应该回来的，可是她没有回来。女儿读书时，她是应该回来的，可是她也没有回来。现在德儿病重，她预感到生离死别的恐惧，这才回来的。
德儿让丈夫把自己推到娘家，她要见见久别了的妹妹。
玉儿一看见德儿就哭了。美丽的姊姊怎么变成这样了呢？真正只剩下了一层皮。德儿却没哭，她努力对妹妹笑着，温柔地拉着妹妹的手问：你怎么又黑又瘦了？是不是想迎波想的？干校的劳动太累了吗？玉儿抽噎着回答了德儿一连串的“不”字，终于忍不住抱住二姊失声痛哭了……
玉儿姊、舍儿、迎波，都一齐哭。只有顾维舜不停地在一旁劝慰：都见面了，应该高兴才对。玉儿坐了一天一夜的车，该累了，德儿身子弱，也不能过分激动，还是做饭吧！
德儿撑起身子，说：我去。她媽马上按住她，说：用不着你。玉儿跟媽一起到了厨房里。玉儿在灶下烧火，她媽在灶上和面，擀面条。只和了一小块面，是做给德儿吃的，细粮不够，其余的人只能吃红芋面粑粑了。
玉儿媽说：以前你爷爷给你们算命，说你将来多灾多难，活不长，我天天为你提心吊胆，想不到应到了德儿身上。我哪辈子造了孽，老天爷这样罚我……说着，她的眼泪掉进了面条锅里。
吃饭的时候，德儿不肯吃细粮，她把面条推到玉儿面前，说：你累了，又在上海吃惯了细粮。我吃啥都一样，反正是吃了也无用。
玉儿哪里肯，她一定叫德儿吃下去，德儿又把面条递给迎波，迎波也摇头，说二姨是病人，二姨吃了吧！德儿只好把那碗面条吃了下去，可是吃完，她再也不愿盛第二碗，便吃红芋面粑粑，吃完一个，又伸手去拿，她媽把它夺了下来，说：不能再吃了，你不听医生的话，病咋会好！德儿恳求道：媽，我的病是治不好的，穷人生了富贵病，只有死路一条。就让我吃吧！要不然更难受……
玉儿也帮助恳求：媽，给她吃吧！
玉儿媽把一个粑粑递到德儿手里，又心疼又气恼，说：咋得了这种病啊！哪一天才能好啊！要是当初听了我的话，不做这门親，也许就不会得这个病了。怪谁呢？怪谁呢？
德儿说：我谁也不怪。活得成就活，活不成就死。我也没啥留恋的，只是舍不得孩子……
德儿说得难过，放下刚咬了一口的粑粑。
顾维舜说：都别说丧气话！玉儿不是又带了一盒葯来吗？有了葯病就能好。
玉儿媽也连忙说：当然能好！年轻人能抗病。好了！不说病了！迎波！把电线拉开，听听王八蛋今天唱不唱戏！
迎波拉开了吊在门旁的一根线，广播喇叭响了起来。迎波对她媽说：你知道王八蛋是谁？就是广播站！她媽说：别胡说！可是说话间，广播喇叭里便响起了刺耳的女高音：宝塔公社广播站！她把“广播站”三个字说得很快，口齿又不大清楚，听起来真像“王八蛋”，玉儿笑了，说：怎么要这样的人当广播员？迎波说：媽，你不懂，她够着人了！全家人都被她说笑了，说这小孩都懂“够着人”的好处！原来广播员是一个干部的妹妹。
广播员说有重要消息报告。顾维舜立即制止了家人的吵嚷，说：听，听，又出了啥事了！
玉儿媽站起来将广播线一拉，说：看把你积极的！就不让你听！出了啥事跟你有啥关系？听了这么多年还没听够吗？天塌了我也不问！
顾维舜只得摇摇头，解嘲地说：谁想问呢？我不过是想听听。过去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也不时兴了！
玉儿媽鼻子里哼哼了两声，拖长了声音说：哟！国家，国家！说得跟盆儿景似的，国家是你的？三十三
我没有按约定的时间到乡下去看德儿和玉儿，被大姊的事拖住了。大姊实在被周纯一害苦了，一个人领着三个男孩，怎么过？而且因为周纯一不断地出事，几个孩子都不能念书，现在大儿子已经十八九岁了，到了订親的年纪，她哪有钱娶媳婦？她天天又是哭又是诉，埋怨周纯一，有时候还说他不如死了。我看她这样痛苦，便劝她，真是过不下去的话，就跟周纯一离婚，再朝前走一步，就是周纯一将来出来，也不会怪你，你辛辛苦苦给他领大了三个孩子，也对得起他了。想不到她哭得更凶：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周纯一虽说为人粗鲁，喜欢闹事，可是心是好的。我跟他作了二十多年夫妻，他没动过我一指头。有一回他对我说话带粗字，我气得哭，他向我赔了半天不是……
你不是说，他变过心，有过男女关系问题！我说。
那是人家编排的！他跟一个女人一起出了一趟差，人家就说他跟那女人睡觉了，我才不信！姊姊说。
那你要怎么办呢？我问。
我也不知道啊！姊姊又哭了。
父親劝她：这么慢慢朝前熬吧！孩子渐渐大了，你也算有了帮手了。孩子们不能念书，就叫他们学手艺，一个人学一样手艺，就不愁吃喝了。
母親说：现在乡下能用着啥手艺？总不能还学剃头！
父親说：学剃头就学剃头！不孬也不赖。我爷爷和爹都是剃头的，也没有孬了赖了！
母親说：别听他的，不学剃头！
像这样的对话，几乎天天都要重复一遍。我都感到厌烦了。我下了个决心，下乡去看看玉儿和德儿，也和她们商量一下把小群说给二呆是否可行。书元原是玉儿大伯的养子，因为不堪奶奶的虐待逃了出去，顾家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书元不让我们把他的消息告诉顾家，他不愿意再见顾家的人。我一直为他保密，书元到过宝塔集，顾家人也认不出他来了。现在我觉得应该对顾家人公布这个秘密了，现在大家都是贫穷的乡下人了，顾维舜夫婦过去又待书元很好，为什么还要互相隔离？
德儿已经回到自己家里去了。玉儿媽他们见到我，親得不行，一定要留我住一天再去看德儿，听到书元这些年一直跟我在一个村上住，就更不让我走了，要了解书元的情况。
顾维舜说：老天爷公平，好有好报，恶有恶报。我们过去对书元不好，把人家逼跑了，如今报应就来了，报应到我们孩子头上了。
玉儿媽说：是老奶奶老爷虐待他，我们待他哪点不好？
顾维舜说：不是一样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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