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竟、班彪和斑固论统治的权利
其他后汉早期的儒家学者也对儒家学说广泛的空想不满，有变得更加保守的倾向。苏竟曾为平帝（公元前1年—公元6年在位）朝廷上儒家学者之长，在后汉初年仍担任高级职务，他证实说，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儒家因围绕朝代更替的政治动乱而惊慌失措，于是怀疑儒家天命思想的正确性。［1］ 苏竟感到有必要求助于人的智力所不能及的天意以证明汉室连续统治的合理性。一个朝代的建立是由天预定，天的神圣的裁决非人所能理解，天的赐福不是现世的努力所能求得，班彪（3—54年）在他的论文《王命论》中详尽地阐述了这个新的命题，并由后汉朝廷在提倡不足凭信的谶纬作品中予以宣扬。［2］
班彪之子班固（32—92年）再次肯定了这个命题，并进一步谴责了汉代早期思想家批评当代王朝的自由。班固在74年11月25日的上书中特别指责贾谊的实用主义的史论《过秦论》；［3］ 他还认为司马迁本人对汉王朝的评论是不忠的和错误的，但赞美司马相如（死于公元前117年）是忠诚的典范，因为司马相如在赋中颂扬、奉承武帝，并赞成朝廷挥霍无度的封禅仪式。［4］ 和《史记》相比，班固等人的《汉书》是按照更严格的说教的原则写成的，因而一方面对儒家传统较少批评，而在另一方面则对非儒家的言行较少宽容。［5］
在班固的著作中，世袭权利和家庭伦理，尤其是孝和祖先崇拜，是用前汉儒家中并不普遍但却成为后汉儒家的特色的那种方式予以赞扬的。按照班固的看法，君主的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管他具有还是缺乏什么个人品德；他从他家创业的祖先继承统治的权利，而他的祖先是受命于天以建立王朝的。圣人的智慧同样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它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不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6］ 班固建议，学者们应当更加珍视当前王朝的成就，而不是向往遥远古代的繁荣昌盛，他认为当前的王朝胜过任何过去的王朝。这个论点，和儒家的学说相比，更接近法家韩非的学说。［7］
王充：命运和人的道德
王充（27—约100年）在他的《论衡》中，大大扩充了苏竟、班彪和班固发展了的“命”的概念，《论衡》粉碎了儒家提出的社会政治、道德和宇宙的秩序一体化的假定。按照王充的看法，虽则人的生命看来也许是一个结合在一起的整体，事实上它却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生物学的、社会政治的、道德的。生物学的层面可以再分为二。肉体的和心智的。在这些各别的范围内，事情的性质和进程是独立地确定的。因此，一个人也许健康，但却愚蠢，没有成就，道德败坏。而一个道德品质良好的人却可能不健康或者不聪明，同时在他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可能是没有成就的。这和理想主义者的儒家的假定是矛盾的，按照儒家的假定，道德修养可以造就健康、平和（因而快乐）、聪明和能干（因而有成就）的人，而且当这种修养和教育普及时，国家、社会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将存在于长久的和谐状态之中，而这又将从而导致宇宙的和谐。
王充论证说，命运或定数在个人的肉体生活（健康与长寿）和社会政治生活（成功或失败）中表露出来时，是由三个不同的因素决定的：个人的因素（天赋，“性”）、人际关系的因素（机遇，“逢遇”或“遭遇”）和超越个人的因素（“时”或共同的命运，“大运”）。从生物学上说，个体的人可能幸而生来健康和聪明（个人的决定因素），理应活得很长。但是，如果他不幸碰到一个强暴的人把他杀死，他的寿命就可能比生来不很健康但没有遭逢那种恶运的人短一些。而且，数以千计的个人，不论健康或衰弱，聪明或愚笨，善良或邪恶，他们的生命可能因一次大的灾祸，如地震、内战或瘟疫而告结束；所有的人因此都将落得一个共同的结局（超越个人的时代性质的决定因素，即“大运”）。从社会政治的层面说，一个人有可能是聪明、能干和善良的；如果这样一个人偶然碰上一个同样聪明、能干和善良的君主，他可能获得成功；但是，如果他碰上的君主不具备那些个人品质，他就可能没有获得成功的机会。［8］
不管个人碰上的机会性质如何，在严酷的时代，每一个高尚的或者粗俗的人都将受到苛刻的对待；反之，在承平时代，每一个人都将受到良好的对待。因此，即使一个圣君幸而得到贤能的大臣的辅佐，他们的成就也可能由于人所不能控制的大灾大难（“大运”）而受到破坏。王充论述的层面或层面下的分目越多，他越是从相互影响的断片方面去看人类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只能是以分成断片的各个部分间的偶然一致为基础的暂时的秩序，而不是由单一的天意注定的先验的协调一致。
王充再次肯定了重实效的原则：从实际的人的事务和事件中了解和学习，比讨论无从捉摸的“道”和“理”要容易一些。［9］ 他在常识的基础上批评许多汉儒论述人（生物学的、社会政治的和道德的）与自然（天，宇宙）领域互相感应的理论是不真实的。他对儒家经典中有关古代圣君的叙述产生怀疑，甚至主张某些归之于孔子和孟子的话也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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