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灭亡了，因为改朝换代的思想已大行其道，从老百姓到曹操一帮人中的各种势力集团莫不作如是观。虚弱的几位皇帝，或者宦官们、皇后们以及黄巾军都被指责应对汉朝之亡负有责任，但直到它灭亡了千余年之后还有人想使它复辟。对于有些人来说，魏王朝的建立一直不合法，因此它的违法性玷污了魏国的皇帝及其继承者。这种观点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三国之中谁是法统的继承人？
王朝与形而上学
和罗马帝国的情况一样，关于汉王朝也有人提出帝国为什么衰落的问题。此答案与关于罗马衰落的原因一样，也是众说纷纭的，比如有人认为应责怪某些皇帝，有人认为应该注意超越个人力量控制所能及的那些制度上和文化上的因素。当然，及身目睹事变的政治家和隔了相当长时间来考虑这些问题的历史家之间的答案是有差别的。
对于汉代衰亡的最通常的解释，是14世纪一部小说关于该王朝灭亡的弁首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1］ 这种解释把所有行为者及其一切行为都看做是本质上从属于某种更大的、经过经验证明了的过程，因此，任何已经创建起来的事物都会有朝一日走向瓦解。这种观点颇接近于西方历史家的那种观点，即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过程的结果，好像一个帝国就是一个必然趋向于机体腐朽的有机结构一样。
另外有一些人把问题看得更仔细一些，他们想给汉王朝的明白无误的没落找出实质性的理由。如上所述，有一个学派认为，汉朝的没落只是一个暂时事变，它终究会重新露出水面。这个学派以刘备的做皇帝为辞，但这种声调在北方很沉寂，最后在东南部也很沉寂，因为孙权那时在登极的时候也宣称汉朝“气数已尽”。另一派人退而承认汉王朝已走完它的道路，但是，只有征服了整个中国的人才能被称为它的继承者。曹操的同情者便是这一派人，他们的声音在他死后也被淹没。可是，这两种想法都没有完全消失，在未来的许多世纪中继续发挥影响。
第三派思想家主张汉王朝已无可避免地要被人立刻易手，因此这一派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因而我们必须对这一派理论寻根究底，以便弄清楚废黜的意义。不用多所怀疑，它产生于老百姓当中，最初由那些“靠符瑞起家”的叛乱者拥立的敌对皇帝所表达出来。如果只有一个这样的皇帝，我们当然可把它一笔抹煞，认为它是孤立的现象。但是在公元132—193年间，我们至少在文献上可以找到全中国有14个这样与汉对立的天子，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存在着一个过程。一方面，皇权受到了宗教的影响；另一方面，民间的宗教理想越来越多地在政治上表现了出来。
在汉王朝建立之初，即大约在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因他的军事胜利而取得成功，宗教只起了小部分作用。那时，秦已“失其鹿”，谁得到了这匹鹿谁就可以称皇帝。可是，皇帝们渐渐获得了新特权。从公元前113年起，皇帝在一定的时间内公布年号，以便确定年代。因此，公元前104年被称为太初元年，次年便称为太初二年，以此类推。太初过了四年，又改了一次元。公元前100年被称为天汉元年。［2］
乍一看来，好像前汉的皇帝们能随意自由地公布新年号，但仔细一考察就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汉武帝是每四年改元一次，汉宣帝、成帝和哀帝也是如此；汉元帝是五年改元一次；汉昭帝是六年一次。这决非巧合；它强烈地表明，汉代诸帝在他们能够改变年号之前有一种尚未知晓的原因使得他们必须与确定时期联系起来。甚至暂时推翻了汉朝的王莽每次改元都没有超过六年以上。只有后汉诺帝不受这种约束，似乎可以随意改元。因此之故，这时的年号可以生效数十年（最长的年号延续到32年），但也有些年号只用了仅一年的（例如公元120年、121年和150年都代表一个完整的纪元）。后汉诸帝在这方面比起前汉的列祖列宗就自由一些。
就是在前汉的最后十年，汉王朝开始与图谶式的预言预兆之说联系了起来，那些预言王朝寿命长短的图谶出现了，预兆则不再仅仅表示上天的愤怒，而似乎也指出了完全的改变朝代过程。［3］ 在王莽的统治这个间断时期之后，汉王朝于公元25年中兴，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大地受这类预言支持的事件，同时它也把其他相敌对的观点打入了地下。
图谶预言被认为是孔子或其他古代圣贤所写。据人们说，《五经》说出了所有真理，但是，这位圣人始终知道它们的文字艰深。因此，他给经书都写下了秘密的附录，以便使他的意旨得为人们所完全知悉。到了前汉末年这些附录被人们“发现”，被用来拥护或者反对汉王朝。曾经有人说，由于把图谶诸典籍的著作权和孔子联系起来，儒家经书的威信就被附会是和那种疑信参半的算命术有关。［4］ 如果事实是如此的话，后汉之信奉图谶也一定被看做是要努力把儒经的威信用来给汉朝的复辟服务。
由此可见，虽然后汉的皇权以武功建立起来，但它也在超自然的玄学上有其立足点。在早先几代皇帝统治时期，皇帝的现世的和超自然的权力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别；在后来几代皇帝时这种区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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